自然的蔬菜和花朵。我感到了新世界的奇迹和西班牙侵略的悲剧和悲情。

飞到伯利兹路程不远——伯利兹，英属洪都拉斯，英国入侵西班牙帝国的海岸，英国的红木殖民地，危地马拉对伯利兹宣称主权的起源（我文章的主题），伦敦拍卖行绝大部分乔治王时代家具的原料产地（但是现在伯利兹没有红木了；它们被砍光了）。海岸边住着砍红木的黑人奴隶的后代。内陆有玛雅人和宏伟的玛雅遗迹。在一处遗迹的阴影处，我试着和一个玛雅男孩谈论这处古迹，他咯咯地笑（不管他个人有何情绪）。他笑着捂上了嘴，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像一个在为很久以前的荒谬行径请求原谅的人；红木殖民地没有英国的殖民建筑，所有的遗迹都是玛雅人的。北边，靠近墨西哥边境，有一整座玛雅古镇还未被挖掘。它在西班牙人到来前就已经废弃了几个世纪，如今被森林覆盖，台阶陡峭的高耸的庙宇都成了绿色的山丘。

从伦敦到特立尼达岛，到圣基茨和安圭拉岛，再到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一个想回到过去的人特意安排的旅行，好看清他的历史的具体模样。于是在写完书很多周后，我一直浸淫在它的光环和得意之中——证实了我梦中的和从档案中创造的世界。

我给自己一个过去，以及一种过去的浪漫。我脑海中未了结的部分消失了，小裂口填平了。虽然海地的混乱状况似乎要威胁我的小岛，虽然我从身体上不再归属于此地，然而如与我在别的小说作品中虚构的世界那样，我仍旧通过这种浪漫，将这个地方同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

美国的出版商或代理商那儿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必须进行下一步了。我坚持原有计划：去美国旅行一阵子，花销就从这本书我预期会得到的预付款中支取。

我从牙买加出发。这是二月。北方天气恶劣。飞机在飞过牙买加之后，又一次在蒙特哥海湾降落。我们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宾馆一个自以为是的黑人侍者端上午餐，他习惯了服侍游客和讨厌他们。（十二年前，也是游客的我在焦虑和几乎悲痛的时候，在岛的另一端乘一艘香蕉船从安东尼奥港去英国。）傍晚我们再次出发，飞机起飞，然后驶入夜色，跟着夜晚西飞。我们飞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燃油耗尽，在巴尔的摩降落加油。乘客不被允许下机，因为巴尔的摩不是正式停靠站。我们再次起飞，继续航行。我们仿佛被劫持了，像十九年前那班泛美航空小飞机一样缓慢行进（我每小时都在廉价的本子上记录下素材）。现在我们在空中盘旋，因为降雪无法降落。于是我们飞到可以降落为止。凌晨才终于落地。

没有硬币，没听过由美国电话制造的不同的声音。在寒冷中降落后，当天或是第二天，我又得知委托我写书的出版商认为我的书不适合出版，这个决定是几周前定的，当时我正被自己眼中的浪漫情怀（这是我长达二十年的职业写作的成果）鼓舞，做记者式的旅行。

从一九五○年在纽约过了一夜以来，我在这儿还有两次短暂的停留。但我后来看到的这座城市和第一次所见很不同，这座雷姆、《马里尤斯》和《南风》的城市，天空灰蒙蒙的像是罩着穹幕。到了现在——这段时间的焦虑一如我初到时的焦虑——我才想起去寻找这座城市。现在我才开始承认出租车司机的讹诈让我受辱，我无法给宾馆的黑人小费让我受辱。

我记得那家宾馆的名字：惠灵顿。我记得那里的信纸，我到达的那晚为了营造戏剧效果在上面写过日记。纸上有斜体的宾馆名字的拼写，旁边是宾馆大楼的画。这家宾馆还在吗？我的朋友罗伯特·希尔维斯说：“这是音乐家下榻的宾馆。”希尔维斯在他办的报纸《纽约书评》上发表过我写圣基茨和安圭拉岛的文章。

然而有一天，我居然碰见了这家宾馆，在繁忙的街道上正常营业中的宾馆。这里若是一个考古遗址，才符合我脑海中对它的构想。虽然信纸上的宾馆是摩天大楼，但在人行道上的这家宾馆却如此不起眼。我记不起门和大堂之类的东西：这个宾馆存在于我的想象中，跟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些事物不同。我记得抵达时是清晨，周围一片黑暗，我又累又紧张。黑暗中获取的更多是知觉而非画面：对着废纸篓吃鸡，在淋浴间躲滚烫的水。这像是梦而非回忆，却契合这场合，对我来说，那天的空间与时间合而为一。那天结束时，空间和时间把我和过去分离；那天开始的作家的旅程到现在也没有结束。

我原本打算在美国花那本书的预付款。我没有得到预付款，却坚持按计划行事，于是就花自己的存款。这像是看自己流血。最终我往西边去，到了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在一座崭新的带家具的出租公寓里我又开始伏案工作。这就是作家的生活：无论心情如何，总是得振作起来重新开始。

我开始写一系列关于自由和失去的文章。这个想法是三年前在东非时产生的。在肯尼亚内罗毕和乌干达坎帕拉一整天车程的下午，灵感突然到来。我很习惯在非洲的那一片地方开长途车，这是个顽皮而滑稽的念头，与长途驾驶的路边风光及高涨的情绪相映成趣。眼下这个想法是我作为作家拥有的所有资本。它附着了我写的那本历史书的情绪，附着了我的失望以及我施加给自己的漂泊。我仿佛成了我笔下的一个人物，就像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

几周后，最初的冲动消失，我无法写下去了。我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