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转世的解释，没有一点宽慰作用，反而让萨蒂的丈夫陷入绝望。

我请求大师给我看一下他在仪式上用的《薄伽梵歌》。它由印度南部一家出版社出版，每段经文后有英文翻译。大师在主持仪式的过程中除了念诵广为人知的梵文经文，也引用了英文翻译。

大师说他平日会送《薄伽梵歌》给别人。他说他“分享”《薄伽梵歌》，“分享”这个词也十分基督教。人们送他《薄伽梵歌》，他送人们《薄伽梵歌》。有个信徒一次带了十几本送给他；他又再发放出去。

大师的任务完成，午餐也吃完了。他变得合群且健谈，我童年时的那些大师办完事后并不这样。

他开始讲故事。我没听懂。某天社区里一个大人物问他：“你觉得印度教最好的经典是哪个？”他回答：“《薄伽梵歌》。”那个人对在场的其他人说：“他说《薄伽梵歌》是印度教最好的经典。”这个故事本来也许很有内容，但他就说了这些。大师觉得这就是故事的精髓——有大人物肯定他。或者他害怕什么而不敢深入讲，或者他忘了这个故事的要旨，又或者事实上他说的正是要旨：《薄伽梵歌》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经典。（尽管临走前他说，为了主持仪式他都没什么时间读《薄伽梵歌》。）

让这场合更随意的是，大师冷不丁兴致高昂地谈起了政治，他支持的保守派和“伪君子”改革派间的争议。我以为在特立尼达岛这一议题五十年前就消亡了，它属于我们过去的田园生活，那个我们社区更自给自足的年代。我不能想象在种族政策和独立运动的压力下它还幸存着。但是大师显然很看重它。

这个人是我们家亲戚，我的一个堂兄弟。这在如此场合是极大的讽刺，或者说最合适不过。在求知欲和知识的相辅相成中，我进行着写作探险，不仅热衷于旅行，也热衷于对过去的不同解释，其间我发现，我父亲曾受他的外祖母和母亲鼓励当主持仪式的大师。但他终究成了一名记者，他的文学抱负在两个儿子身上扎根。正因为他的家庭想让他成为梵学大师，在一战前的极度贫困中，他仍被送去接受教育。而我父亲的兄弟打小就被送到田里干活，一天挣八分钱。这个家族的两支就此分道扬镳。我的叔父成了一个小型甘蔗农场的农场主，他一生比我父亲富裕多了。一九五三年我贫困的父亲久病不治去世了，叔父付了部分丧葬费用。但是两家很少有来往，甚至我们在身形上都相差甚远。我们（除了我弟弟）个子小，而叔父的儿子都有六英尺高。命运无常，如今家族里真出了个梵学大师。这个粗壮的六英尺大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