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妹妹家的走廊上主持了仪式，他来自我叔父那一支。他服务了我父亲一家，参加了我父亲最先去世的孩子的葬礼。梳理完家族关系，他的有些行为也得以解释，他希望在我们中间树立威信。

还有一点也很讽刺，我父亲虽然致力于研习印度教的思辨，却厌恶仪式，甚至自一九二○年起便支持加入被这个梵学大师鄙夷为“伪君子”的改革派。妹妹萨蒂生前也不喜欢仪式，但是家人为她安排了传统的葬礼，希望有一点神圣感，希望能呈现我们和我们的过去。这才请了梵学大师来。在我妹妹家走廊的水磨石地上有个土祭坛，进行着象征性的仪式，上面放着一小堆由芬芳松枝、鲜花和糖组成的东西，在黄油中浸泡之后点燃，会散发出甜甜的焦糖味。

我们的祖上住在乡间，远离皇室的宫殿，依赖我们不理解的秩序生活过，绝不愿去亵渎，怕和过去、和神圣的土地及神明断绝联系。祭地仪式历史悠久，总有神秘之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屈服于它们，因为我们有了自我意识。四十年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自觉。我们那时能接纳，是因为觉得那样自己才更完整，和土地及大地精神更协调。

四十年前接纳仪式要容易些，因为那时很贫穷，和印度的过去相差不大，包括房屋、道路、车辆和衣物。如今大家兜里普遍有点钱了，比如设计师会一时兴起，将树枝和树叶浸在金液中，保持树枝和树叶的形状。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几代人把我们和过去、和旅行及历史分离。我们岛依靠石油和天然气致富了。

这笔意外之财，破坏并重塑了我们在新大陆初建时的气象。我小时候搭坐时速十英里的火车去西班牙港的路上，看见北部山脉光秃秃的，散布着一片片森林。如今半山腰有了从其他岛非法移民过来的人的棚屋。那一座座被海水环绕的小岛，是两个多世纪来与世隔绝的非洲奴隶收容所，他们曾在种植园受尽煎熬：岛上的移民改变了我们的土地、人口和情绪。

以前北部山脉脚下有一片沼泽，散落其间的棚屋的泥墙湿漉漉的。现在这儿却是一派荷兰风光：一畦畦菜地，笔直的垄和水渠。甘蔗不再是重要作物。这些印度村落与我所熟悉的村落截然相反。没有狭窄的道路，没有幽暗茂盛的树，没有棚屋，没有灌木围起的院子，没有仪式上点亮的灯，没有人在墙边玩影子游戏，没有人在带护墙的走廊上做菜，没有跳跃的火光，没有沟渠边的花和渠中青蛙彻夜的鸣叫。这里只有高速公路和三岔路的出口及方向牌：森林已被夷为平地，所有秘密都一览无遗。

我们改头换面。我们所找寻到的世界——郊区带花园的楼房，举行我妹妹告别仪式的地方——部分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盼着苦尽甘来，我们无法回头。没有古轮船带我们回到从前。我们走出了梦魇，却无处可去。

大师作了最后指导。将一铜盘祭品放在某处；另一盘食物倒进河中，和妹妹的骨灰一道被河水带走，这是最后的供奉。随后这个穿着白色丝绸、腰部尤显壮实的人上车走了。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些记忆的片段：节假日随父亲拜访他兄弟，周围都是平坦的甘蔗田，田间有绿草萋萋的小径，架在柱子上的棚屋点缀其中，夜间昏暗的灯光，院子里有牲畜，点燃的驱蚊草堆，瓦楞铁皮屋顶的杂货店，以及阒寂。

一个客人，我妹夫的远房亲戚，年事已高，开始谈起了我们的过去——也许是受仪式触动。他谈起我们这些自一八四五年起从恒河平原移民到新大陆的人与岛上其他地区的印度人，尤其是西班牙港西北部村落的印度人有什么差异。

他说：“要知道那些人在一八四五年之后就没来过这里。他们很久很久以前来过。你听说过哥伦布吗？伊莎贝拉女王向所有天主教信徒开放这片土地。那是法国人来这里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信天主教。你们听说过印度有个地方叫本地治里吗？那是法国人的地盘，也就是现居西班牙港附近的那些印度人的原乡。所以布瓦西埃那些地方的印度人就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来这里已有四五百年了。”

历史！他梳理了自一四九八年以来的事件。一四九八年哥伦布在第三次航行中为伊莎贝拉女王发现了这座岛；但此地被西班牙政府忽视了三百年，直到一七八四年，帝国为了自保，向天主教移民开放了这座岛，给带来奴隶的人优待和免费的土地。一八四五年，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十年之后，英国开始从印度带来印度人，开垦这片土地。老人把这段历史模糊地串起来了。这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人需要历史，历史帮助人了解自己是谁。但是历史如同神圣，能驻于人心，只要有某些东西就足够。

我们神圣的世界——那些在我们小时候就由家族传承给我们的神圣情感，那些我们童年的神圣之地，神圣是因为我们以孩童的眼光看它们，为它们填满神奇，远在英国时，这些地方在我心中越发神圣起来，因为我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一厢情愿地想象这些地方一如从前，想象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家。尽管后来我知道，那儿充满了血腥，原住民遭到杀戮或压迫，逐渐灭绝——我们神圣的世界消失了。现在，每一代人都使我们离神圣更远。但我们为自己改造了这个世界；每一代人都这么做；我们因妹妹去世聚在一起，感到需要表达敬意、悼念她时，我们发现了这一点。它迫使我们正视死亡。它迫使我正视自己夜里在睡梦中思考的死亡；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