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我好几次被不知道是从哪里飞来的东西打中；在集贸市场的门口，我放倒了两个正在殴打一具尸体的越南人——他们似乎打算把目标转向我；从外寨街经过的时候，路边小铺里冲出一个半裸的女人胡乱抡着手里的铁镐，打算不经消毒麻醉就给我做开颅手术，我听不懂她嘴里说的是什么，只好逃之夭夭；我还勒晕了一个试图用拖鞋把自己的脸抽烂的同胞；从鱼市的水池里帮一个女人捞出她孩子的尸体……渐渐我发现这已不是单纯的中越黑恶势力的火并，似乎没人在意打的是谁、杀的是谁，整条街道弥漫着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

我想回去了，真的，我很害怕。

我曾经想象过作为刑侦人员，也许会有为国捐躯的那一天。但那得是面对十恶不赦的残暴罪犯，经过顽强激烈的不懈奋战，躺在战友或爱人的怀抱中……至少，是死在自己的国家，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不想在这里，被某个不知名、不知国籍的人因为某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将我变成异国他乡肮脏排水沟里的一具无名尸体。

这次连那个叫阿关的倒霉翻译官都不在，我只能凭记忆去摸“夜来香”。少了摩托车代步，却多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利用破落民居间的甬道穿街越巷，尽可能向芒街的西南侧靠拢。闪转腾挪了半小时后，我对目前四处游荡的各色人群有了大概的区分：一种是平民老百姓，大多关门躲在家里或已被某一方暴徒袭击；一种是入侵势力，一眼能看出是中国人，喊句“兄弟，自己人”可以蒙混过去；还有一种是当地帮派分子，见中国人就刀枪拳脚地招呼，但不伤本地居民；最后一种是趁火打劫的地头无赖，这类杂碎从十几到三四十岁不等，往往三五成群无处不在，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却又欺软怕硬，俨然南亚版本的新纳粹信徒。

我是在挂篮街被盯上的。隔着一排平房已经能看到“夜来香”二层的红木围栏，街角一个芒果摊后面突然蹦出七八个越南人，其中手拿廉价片刀的一个平头矬子冲我喊了句越语，我自然是装没听见，故作镇定地自走自路，但很快，身后不规律的跑步声便迫使我不得不脚底抹油。还好就奔跑而言，皮鞋对拖鞋的优势明显。我拐出挂篮街，追兵还未出现，茶古滩东侧垒着几十个近一人高的工业废料桶，我心中一动，钻了进去。

时天能在“夜来香”是最理想的状态，同时是我唯一明确的方向，但万一他不在呢？甚至是，如果里面只有马莉带着一群孩子……我不敢奢望那些贪杯如命的越南老兵会仗义援手，更不相信传教布道能感化这群浑蛋。

既然没把握，最好别引狼入室，反正有武器在手，稳妥起见，我打算借这个由塑料桶搭建的小迷宫先放倒他们。

没想到这哥儿几个简直就是没长大脑，追出来以后扫了眼光秃秃的茶古滩，看都不看我这边，径直闯入对面一栋灰砖砌的民宅。进去八个，出来六个。我努力不去想那俩人没出来的原因，强迫自己紧盯离我不到二十米的这群冤家。他们几个在酒吧门口商量了一阵，举着廉价开山刀的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很快就把其他人传染成了“嗷嗷嗷嗷”的印第安战士。鼓舞士气后，他们进了“夜来香”。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发展。

大脑没来由地空白了一会儿，我猛然醒悟，咒骂自己怎会如此胆怯，忙跑向酒吧正门。这时那间灰色的民宅里出现了小骚乱，伴随着若有若无的哭喊声，一个浑蛋心满意足地走出来，边提着裤子边嘲笑另一个垂头丧气的——两人的表情在见到我的瞬间立刻又统一成不知所措的惊惧。

我不想浪费时间，掏出了枪。

那俩畜生迅速配合我的动作，举起双手——其中一个只举了一只手，另一只手还在提着裤子。

场面变得有些不大好处理，射杀他们应该还不至于，但要就这样放他们走，难保不会招来后患。我把食指从扳机护弓里抽出来，轻轻敲打着塑胶枪身……时间在流逝，我变得愈发急躁。

应该开枪，不能犹豫。

左右为难之际，屋里冲出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越南妇女，她穿着一件灰白色的肥大衬衫，下身的帆布长裙在右腿侧裂了个口子。我立刻举起手枪，手指搭上扳机，既防止她可能把我当成暴徒，也是不希望那俩孙子继续做出伤害她的行为。

但她压根儿没朝我这边多看一眼，一声不吭地撞向提裤子的那个，这家伙本就是举手投降的无防备状态，被直接从后撞翻在地——然后我才看到刀，那个女人从他背上爬起身，吃力地拔出没至刀柄的武器，眼睛却已望向尸体的同伙。

剩下的那个完全蒙了，在我的枪和她的刀之间往复体味恐惧，双腿本能地向后挪动。我大概预见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便收起枪，推门进了“夜来香”——

几乎和廉价开山刀撞了个满怀。

我举起背包搪了一下，右滑步闪到他侧面，摆拳兜在后脑上，同时踹了膝盖窝一脚，揪着他头发朝实木大门猛砸。第一下砸上我就听到了刀撒手落地的声音，第二下砸在门框上，我感觉对方的身体突然一沉，失去了支撑力。

扭头我便看到面目全非的退伍军人之家：桌、椅、酒瓶和唱片遍地散落，吧台上面躺着半张凳子，四下都是人，有的躺着，有的趴着，有的睁着眼，有的闭着，有的似曾相识，有的完全陌生。

曾经给我拿过“333”牌啤酒的那个人背倚着吧台的翻门，一手反握着半截酒瓶，一手捂着大腿根，血像小喷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