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计划，设法找出一条脱离困难的路子，但我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仍然遭遇到混乱。但我发誓过不屈服，而在我发这个誓的当儿，有一个快乐的回忆，像一线阳光似的，掠过我的心头。我觉得，这跟我们开始远征的时候，我所感觉到的类似——十分的类似。当时我们也在从事显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我们显然也是在黑暗中旅行，不知道我们的方向，连最渺小的前途也没有。然而，在我们的心中，有某件比真实或可能性更坚强的东西，那就是对于我们的行动的意义和必要，所具有的信念。回想到这个情感，我就战栗，而在这幸福的战栗的当儿，每件事情都变得清晰，每件事情仿佛又可能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决心运用我的意志。纵使我必须重新开始我这篇困难的故事十次、一百次，而总是走到同一条死巷，我也愿意重新开始一百次。如果我无法再把这些图片集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我就要尽可能忠实地提出每一个断片。而就现在仍然可能的，我要留意到我们的伟大时期的第一原则，永远不依赖理智，也不让自己为理智所挫败，永远要知道：信心比所谓真实更强。

同时，我的确做了一次衷心的尝试，以切合实际和通情达理的方式，来接近我的目标。我去探望一位住在木镇，担任报馆编辑的年轻时代的朋友。他叫路卡斯。他参加过世界大战，而且出版了一本销路很广的有关大战的书。路卡斯亲切地接待我。他显然高兴看到一位从前的同窗。我跟他长谈了两次。

我设法使他了解我的处境。我蔑视一切的回避。我坦白告诉他：我曾经参加他一定也听说过的那项伟大的事业——所谓“东方之旅”，或是盟会的远征，或不管当时大家怎么称呼。啊，是的，他嘲讽地微笑，他当然记得。在他的朋友圈子里，这个奇异的插曲多半被叫做——也许有点儿不恭敬——“孩子们的十字军”。这项运动在他的圈子里并不十分受到重视。它的确曾被拿来跟某种通神运动或兄弟会相比。尽管如此，他们对这项事业的间歇性成功还是感到很惊讶。他们相当尊敬地读到穿过上斯华比亚的勇敢旅行，读到在布连加登的胜利、台新山村的降服，而且有时候感到诧异：这项运动是否愿意为共和政府服务。后来，的确这件事情显然是销声匿迹了。以前的领袖有几位离开了这项运动；的确，在某一方面，他们似乎以此为耻而不再想去记住它。关于它的消息传布得很少，而且总是矛盾得出奇，因此这整个事情，跟战后那几年这么多的古怪的政治、宗教和艺术的运动一样，只被当做记录而束之高阁，为人所遗忘了。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先知崛起，有这么多怀着救世希望的秘密结社出现，然后又消失不见，不留痕迹。

他的观点很清楚，那是一个用意良善的怀疑者的观点。其他听过这个故事，但没有参加过的人，也许对于盟会和“东方之旅”都会有同样的想法。说服路卡斯并不是我的事，但我给了他一些正确的情报。譬如说，我们的盟会绝不是战后那几年的衍生物，而是延伸到整个世界史的一个团体，有时候当然是潜伏在底下，却连绵不断，甚至于连世界大战的若干面，也只不过是我们的盟会史上的几个阶段而已；再说，左罗阿斯脱、老子、柏拉图、赞诺芬、毕达格拉斯、阿伯图·马格纳、唐吉诃德、崔斯川·商地、诺伐利斯和波特莱尔，都是我们盟会的共同创立者和弟兄。他以我所料到的那种方式露出微笑。

“唔，”我说，“我到这里来不是要教导你，而是要向你请教。我有写作的热烈欲望，也许不是写一本盟会的历史（甚至于连装备精良的一整队学者也不配做这件事），而是要十分简单地说出我们的旅行故事。但甚至于在接近主题方面，我都不十分成功。这不是文学才气的问题——才气我想我是有的。再说，在这方面我并没有什么野心。不，那是因为我经验过一次的这种真实，以及我那些同志，都不再存在，而虽然对于它的回忆，是我所拥有的回忆当中最宝贵、最鲜明的，它们却似乎都这么遥远。它们是由这么不同的料子做成的，以至仿佛它们是源自别的星球和其他的纪年，也仿佛它们是狂妄的梦想似的。”

“这我能够了解！”路卡斯急切地叫起来。我们的交谈只不过刚刚引起他的兴趣，“我多么了解！那正是我的战争经验影响我的方式。我认为我曾经栩栩如生地体验到它们，我满怀它们的形象，几乎多得要爆炸了。在我的脑子里的那卷胶片似乎有好几英里长。但当我坐到案前、椅上或桌旁的时候，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和森林，由猛烈的轰击所产生的大地的震颤，污秽与伟大、恐惧和英勇、撕裂的肚子和头颅、怕死和冷酷的这些凝聚，都无限地遥远，都只是一场梦，与任何事情无关，也无法作真正的构想。你知道，尽管如此，我最后还是写了我的战争书。这本书现在有很多人阅读和讨论。但是你可知道，我认为十本像那样的书，每一本都比我的要好上十倍，而且更为生动，但要是最正经的读者自己没有体验到战争，就无法把战争的任何真相传达给他。有经验的人并不太多。甚至于连那些参加过大战的人，也好久没有体验到战争了。假如有很多人真正体验过的话——他们又把它忘了。除了渴望体验一件事情以外，人们也许没有比遗忘更为强烈的渴望了。”

他沉默了，面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