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气息，唐浩然的内心总是被触动着，被历史给触动着。他所念的这首诗是华西学派道统继承人朝鲜理学大师金平默所作，若非金平默病重与家中静养，今日于这华阳洞书院所见者则为金平默，而非柳重教。

而与此华阳洞书院中铭刻的思明诗词又岂只有这一首，恰如同书院附近事物皆为“大明”，若非如此，唐浩然又岂会有触景伤情之感。

与子同为大明族！

一个灭亡两百多年的后世诸多不肖子孙中“专制黑暗、皇帝昏庸”的王朝，于海东外国之地却被如此推崇……

未来如何，唐浩然并不知道，但他却知道无论如何“与子同为大明族”的思想，却正是他所需要，他需要的是毁灭朝鲜刚刚萌生的“民族思想”，需要的这种“中华思想”，不过至于所谓的“朝鲜而代中华”，那就一笑了之了，至多，自己所承认的只是朝鲜是中华的一部分。

“大人……”

惊诧的看着唐浩然，柳重教的内心却是一阵激动，尽管于他心存着“朝鲜入主中原”的幻想，但是却又相信朝鲜无圣人，自不可出天子，而于华西学派尊华攘夷毕竟为万世不变之大义，过去他鼓吹北伐，与其说是“入主中原”，倒不如说是面对朝鲜君臣“夏服而夷心”忧心忡忡所至，希望用“入主中原”的野心，唤醒朝鲜君臣的“夏心”，而即便是他自身，都不相信朝鲜有朝一日能“入主中原”，毕竟按理学之程，朝鲜无千里川河，自不可出圣人，圣人不出，谈何入主中国。

望着书院中那一座座铭刻着思明之词的石碑，想到自甲申年后数百年间民族遭受的磨难以及文明沉沦的现实，唐浩然的眼睛不禁微红，那双拳头时而紧握，胸膛中满腔的怒火此时完全化为了对满清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天然的，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但凡中国人，思崖山甲申而不悲者,其人必不忠。满清役使国人两百余人，愚民至此，浩然每每思之，无不心痛至极，而朝鲜之地，尚保存我中华之典仪，今日我属理朝鲜，虽为清臣，然所为者，却是中国之大业，意于此重复中华之典仪，省斋先生……”

盯视着柳重教，这位华西学派的精神领袖，唐浩然既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全盘而出，只是稍加提点罢了，在柳重教的诧异中，唐浩然却又急声反问道。

“省斋先生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

这声反问依如柳重教最初的问题一般，不过相比于其，唐浩然的问题无疑更为诛心，其选择只有一个，而无论是那一个，在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背叛。

面对唐浩然的问题，柳重教微微垂首沉默着，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就其文化上而言，柳重教当然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是理智却告诉他，自己是朝鲜人，就在柳重教沉默不语，一时无法作答时，一旁却响起了一个话声。

“我等自是中国人！”

顺着话声看去，唐浩然看一位须过前胸的中年长者走了过来，他的神情严谨，肃然的脸庞上全是激昂之状。

“见过叔父，见过唐君！”

先前听着两人对话的柳麟锡冲着柳重教与唐浩然施礼后，对柳重教亦是其叔伯说道。

“叔父，我等自是中国人，有何不能说！”

相比于柳重教的谨慎，已年近五十的柳麟锡在提及自己是中国人时，脸上全是骄傲自豪之色，全无一丝做作，他又向唐浩然施礼道。

“唐君，朝鲜虽为中国之外藩，然与中国同文同宗，自是中国之人，虽离中国之教化，然后自大明起，朝鲜身为大明臣子，事明至忠，更受中国之教化，自是中国人，大明虽已灭亡多时，而洪武、万历、崇祯的灵位却依然供奉于万东庙中，满清鞑虏固然不配称帝，朝鲜以东夷也不应为帝，只能恭谨地将万东庙里的亡灵侍奉为天下之主。中国若出圣人，逐鞑虏复中华，朝鲜自甘为中国之东藩，以事明之忠侍以中国！”

迎着唐浩然投来的目光，柳麟锡的目光中不见一丝退缩之意，从眼前的这位唐大人废王上，统监朝鲜起，他便注意着统监府的一举一动，无论是建立东亚同文学院，亦或是大兴“承恩祠”于他看来，都是其加强中国于朝鲜统治的步骤，不仅从未批评过唐浩然干涉朝鲜内政，反而认为朝鲜正需要唐浩然这种敢作敢为之人，如此才能保朝鲜不为洋扰，甚至于在其看来，唐浩然也许就是中国等待数百年未见的圣人，至少有这种可能。

东藩，我要的是东省！

听着柳麟锡话，唐浩然于心底暗自嘀咕一声，不过他却知道，柳麟锡也好，柳重教也罢，这些“崇周思明”的朝鲜儒生或许才是真正的亲华儒生，甚至重儒学、重中华远甚于朝鲜自身的兴亡，而反观朝鲜宫廷中的大臣，他们所奉行不过只是实力为尊罢了，于历史上，金允植等一班“事大之臣”，无不是倒向了日本。

信仰的力量！

信仰在如柳麟锡等人身上尽显无疑，他们所信仰的并不是朝鲜，而是中华，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正是自己所需要的，需要的是一个认同中国的朝鲜，而不是一个自身民族觉醒的朝鲜。

正因如此，唐浩然才希望利用华西学派的崇周思明以及华夷之辩思想，去建立一个“现代的朝鲜教育体系”，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至少现在唐浩然还没有心思于朝鲜推行新政，但这并不妨碍以官方的态度支持华西学派的讲学，进而进一步扩大华西学派于朝鲜的影响力，通过朝鲜儒林的“中国化”进而实现整个朝鲜的“进一步中国化”，从而为将来吞并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