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把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之处的剑，留在了自己面前的桌子上。并且对那个小太监保证，他一定能得到几倍于那支剑的补偿。

朱由校死后，魏忠贤在较长时间内秘不发丧。并与他的干儿子、兵部尚书崔呈秀密谈了一个多时辰，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多小时。据说，他们讨论的议题就是魏忠贤是否要取皇帝而代之的问题。平日对魏忠贤忠心耿耿的崔呈秀期期艾艾、首鼠两端，说来说去的中心意思是：只怕外面有义兵。据说，最后正是这一点促使魏忠贤放弃了这个念头。

就这样，两天后，也就是农历八月二十四日清晨，十七岁的朱由检按照帝国礼制，告天、祭奠祖先后，于中午时分在皇极殿正式登基继位。

据说，朱由检下达的第一道圣旨是：鉴于皇兄初逝，令百官免朝贺，只来朝见。谁知恰在群臣朝见之时，已是阳历九月底的天空中，突然天雷轰鸣。十七年后，大明覆灭，有人曾经想起过这一不祥之兆。

从朱由检一生行事判断，这位崇祯皇帝勤奋的确是够得上勤奋，但实在称不上是一位具有心胸、眼光、谋略、气魄和政治手腕的合格君主。在这些方面，他可能连中等水平都达不到。

大明帝国覆灭后的三百多年间，很多人认为，朱由检登基之初，深谋远虑，谋定后动，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按计划剪除了魏忠贤一党，表现了这位青年帝王杰出的政治智慧与谋略。

这种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史学界都相当普遍的看法，显然忽略了一个根本就是明摆着的事实——

如果他真有这么出色的才略，为什么在后来的十七年中，却再也见不到任何如此上佳的表现？

相反，从后来的所有事实发展与历史记载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位亡国之君，敏感多疑，心浮气躁，目光短浅，刚愎自用，虚荣浅薄，少谋寡断。没有大智慧，净是小聪明，且完全没有任何谋定后动的战略眼光和头脑。

因此，尽管这位崇祯皇帝做得特别勤劳特别辛苦，但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是，他不是贩夫走卒者流，辛苦一点儿或许就可以安身立命。他是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元首，这个国家现在处在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他所具有的这些素质与挽狂澜于既倒毫不相干，其反作用倒是时时可见，与剪除魏忠贤时的表现实在相去太远。

从当时的情形看，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是：即位之初，十七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很深的惶惑与恐惧之中，他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皇帝，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魏忠贤。

因为，根据帝国的传统，被册封为信王的朱由检，根本就不可能接受过任何关于如何做皇帝的训练。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一项极其可怕的罪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才会对魏忠贤长时间表现得那么客气，那么谦抑。出于躲避伤害、解除恐惧的本能，他把信王府中的老人调进皇宫，环卫在自己身边，这才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越来越惊喜地发现，皇帝的权威原来这么大，几乎是无限的。

此时，他应该对自己的祖先充满感激之情，为了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他们作了太多精心而周到的制度安排——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一切。

因此，一般说来，只要皇帝受过常规的教育，并且生理心理正常、智商不算太低，又不像天启皇帝那样有其他兴趣远远压倒对国家事务的兴趣的话，内外臣子们但凡要想联起手来蒙蔽皇帝、窃弄权柄，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任何一方，如果想要在没有获得皇帝认可的情况下，单独采取哪怕稍微大一点儿的行动，都会发现其中的极度困难，或者说根本没有可能。

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大明帝国在军事制度上基本沿袭并发展了宋朝的制度，实行了相当彻底的各部分互相钳制平衡的制度。不管多么能征善战的将军，平时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士兵。只有需要时，将军才能凭借皇帝的命令，统帅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去执行任务。任务执行完毕，将军就要交出兵权，立即离开部队。而且，只有当皇帝亲自下令时，各个相互独立、各自只对皇帝负责的机构才会配发给这位将军人员、马匹、武器、粮草、甲仗和一切后勤保障。这使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兵部或五军都督府，想要独立调动一支建制与装备完整的部队，不是相当困难，而是几乎没有可能。这种显然出自皇家安全上的考虑，是崇祯皇帝的最大王牌。

这种情况，只有在戚继光抗倭之后有过时间上极其短暂、范围上相当有限的变化，此后便一如既往。

而锦衣卫和东厂，则是分别只对皇帝本人负责、完全掌控在皇帝一人手中的秘密警察与特务组织，具有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侦缉、审讯与监狱系统。这是一套完全独立于三法司即国家行政司法体系之外的司法力量。他们有权力对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进行花样繁多、令人防不胜防的侦察，并可以将侦察结果直接报告给皇帝本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志，或抓，或杀，或放，没有任何其他政府组织和任何其他人可以阻隔在中间。从历史资料中判断，落进他们手中的人们，除运气极好者外，相当多的人很难完整地脱身出来，除非有人能够改变皇帝的心思。

这一整套制度，实行了两百多年，已经变成了帝国政治生活中坚不可摧的习惯，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天经地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