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加上子弹能够打死人这个真理绝对到什么程度，这种帝国传统便绝对到了什么程度。是故，两百多年间，除了永乐皇帝朱棣与英宗复辟的特例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军事政变、宫廷政变的企图能够成功，甚至使人想都不必去想。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这就是魏忠贤不论多么势焰熏天，也不敢贸然行事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年不管玩得多么离谱、多么荒唐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一句话就可以将权势一点也不亚于魏忠贤的“立地皇帝”——大太监刘瑾一网打尽的根本原因。

因此，综合上述种种，实际情况应该是：朱由检没有坐上这张龙椅便罢，一旦他坐上去了，在帝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他就成了必然的刀俎，相形之下的魏忠贤也就变成了绝对的鱼肉。

魏忠贤之流生存的根基是皇帝，他只是皇帝身上的一个寄生物而已。根基没有了，这个寄生的庞然大物看起来吓人，实际上已经成了泡在水里的泥足巨人，一捅就倒，根本就不堪一击。

两个多月时间，朱由检应该足够认识到上述的一切了。因此，当他修理魏忠贤时，后者毫无还手之力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这个过程，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朱由检经历了一个从开始很无知，非常惶惑、恐惧，到逐渐知道了皇权的威力而安定下来，到心里相对有底、建立自信，直到最后敢于大胆处置的整个过程。

把这个过程形容成一个不到十七岁的青年皇帝深谋远虑、富有谋略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当时朝臣与士大夫们面对魏忠贤的庞大势力很快土崩瓦解时的自然感受，其中，肯定还有大量面对至高无上生杀予夺之皇权的习惯性媚态的自然流露。

今天，我们若仍然持这种判断则会显得特别委琐无聊。

因为，诚如我们所知，按照我们古老的计算方法，当时所说的十七岁即便指的是实足年龄，这种对崇祯皇帝的热烈赞颂也完全无法解释——这位当年十七周岁的青年天子，既然如此深谋远虑，在后来的岁月中，经验和阅历增加了许多，为什么反倒完全看不到这种谋略与智慧了？

现代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心理规律，叫定向期待反应。说的是一种行为被多次、反复正强化也就是正面激励之后，这种正强化接受者会形成一种行为定式，使之持久地继续按照被鼓励的方向行事。

这种定向期待反应有一种变形，其表现是：一个行为本来并不具备某种品质，但是在许多人反复、多次正强化之后，会使行为人自己都真的以为这个行为具备了那种性质，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心理上的定向期待反应和行为定式。这种规律有点类似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所阐释并实践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

事实上，并不需要花费多少功夫，只要随便翻检一下史料，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崇祯皇帝除去魏忠贤之后，在当时帝国臣民中充满了对皇帝天纵英明、深谋远虑的热烈赞扬。这些赞扬真的太多了，充斥在当时和后来的各种记载、奏折、上书、奏对、对话、笔记、书籍、民间传说、戏曲文学、甚至今天历史学家的各种著作之中。平心而论，置身于如此众多的热烈颂扬声中而能够不飘飘然，是需要极强定力的。从崇祯皇帝的一生行事判断，他显然并不具备此种定力。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或许不算冒昧：

正是由于来自帝国官场与民间这种对皇帝习惯性的反复阿谀、奉承、拍马屁实在太多太滥了，才使得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己都不由自主地相信，除掉魏忠贤确实是自己天纵英明、富有谋略、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结果。因此，在他后来的帝王生涯中，我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机会看到，这位皇帝是如此地自以为是：把过敏多疑当成英明睿智，把刚愎自用当成当机立断，把轻率酷苛当成了乾纲独断，把反复无常当成了随机应变，把轻举妄动当成机谋敏捷等等。

从1368年到1644年，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风风雨雨的大明王朝，在其当时，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大国。用今天人们习惯的术语表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巨系统。这样一个巨系统，在朱由检手中轰然崩溃。对此，他认为责任不在自己，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是他的名言。意思是：国家不是皇帝我弄亡的，都怪大臣们不好。因此，他曾经在龙案上面反复书写道：满朝文武皆可杀！

作为皇帝，把国家弄亡了，本来已经糟不可言，再说出这样蛮不讲理的话来，不由人不心生厌恶，觉得这厮真够可以的，他活该亡国。

不过，平心而论，纵观朱由检十七年皇帝生涯，令人称道或者值得同情的举措确实也有一些，这就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同情他了。

干掉魏忠贤一伙，无疑是他的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迹了。

崇祯皇帝于天启七年八月底登基，九月，有人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同党。

十月开始有人将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

十月二十七日，浙江贡生钱嘉征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

二十八日，魏忠贤请求辞去各种爵封。

二十九日，崇祯皇帝将魏忠贤召至殿上，命一个宦官当众宣读钱嘉征奏疏，指斥魏忠贤十大罪。魏忠贤面色如土，回去后立即以重金托崇祯皇帝的一位老侍从求情。崇祯皇帝知道后，马上将此人驱逐出宫。

天启七年十一月一日，崇祯皇帝降严旨，历数魏忠贤之罪恶，将其发往凤阳守陵，亲属充军，家产罚没。谁知，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