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得是什么很贵的东西），而这里却是堂堂王家的盛装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会很短，否则规模如此浩大、擎着众多旌旗就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所有的人还都让双脚空垂在那里受累呢？这只能说明绘制这幅画的人无视马镫的存在，也许他是感觉不美观，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终归是未将其画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在西方中世纪以后的美术作品中，也往往出现忽视马鞍和马镫的倾向，如图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无马鞍又无马镫。众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桥马鞍和原始马镫打败了罗马人的大盾、投枪和短剑。此种“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难说得通。这种东西方艺术创作中共有的“惯性”对鞍镫进入艺术作品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通过对以上文献和考古文物的资料观察，可以看出，尽管至今为止尚没有实物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它们的存在，高桥马鞍和马镫这两项对骑兵来讲至关重要的发明，在两汉时代仍然应该是已经投入应用的。正是它们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为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奠定了基础。相信随着汉代考古的进一步发展，两汉时期的马鞍和马镫最终会揭开它们朦胧的面纱。

⑴《百卷本中国全史_中国秦汉军事史》史仲文胡晓林主编颜吾芟著人民出版社

⑵《中国古代兵制》黄水华商务印书馆出版

⑶《阿提拉的传奇——匈奴人入侵欧洲》[德]艾克_施米茨收于《斯芬克斯——历史的秘密》系列丛书[德]克里斯蒂安_胡夫主编

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英]迈克尔_霍华德

⑸《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⑹《通典》卷一四九

⑺《史记》卷十_孝文本纪

⑻、⑿《史记》卷一一一_卫将军骠骑列传

⑼、⑽、⑾、⒇、(22)《史记》卷一一○_匈奴列传

⒀、⒁、⒂《汉书》卷六_武帝纪

⒃《汉书》卷七_昭帝纪

⒄《史记》卷七_项羽本纪

⒅《史记》卷一○九_李将军列传

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_太宗

(21)《史记》卷八_高祖本纪

(23)、(26)《汉书》卷四九_爰盎晁错传

(24)、(25)《后汉书》卷一_光武帝纪

(27)、(28)《后汉书》卷一八_吴盖陈臧列传

(29)《中亚东部的游牧人》N_伊什詹茨收于《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雅诺什_哈尔马塔主编

(30)E.ErringtonandCribb，TheCrossroadofAisa，London:theAncientIndiaandIranTrust，1992，pp.163~164摘自《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著三联书店2000年3月出版

【煮酒论史篇】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作者：马强，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汉末三国处于秦汉统一向魏晋南北朝分裂战乱的过渡期。东汉王朝在著名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开始走向瓦解，历史进人群雄角逐、割据鼎立的三国时代。关于东汉王朝的灭亡、三国局面的形成、对峙、终结原因及其三国政治军事的成败，多年来学术界已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诸多方面多有讨论，给予了深入的研究。但任何历史活动都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理环境和生态背景之下的，汉末三国历史也不例外。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东汉的灭亡与三国时期的军事战争、民间宗教试作新的分析。

一、自然灾害与东汉王朝的危机

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三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东汉末年格外突出的生态突变现象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与此同时，东汉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地震、风灾、雪灾、蝗灾记载异常增多。东汉恒、灵以后，异常地理现象突出，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黄巾农民暴动恰好利用自然灾害与社会恐慌乘机起事；其中瘟疫流行肆虐是导致黄巾民乱的导火线。

瘟疫虽主要作用于人体，为人群流行性强、社会危害性大的传染性疾病，实际上也是人地关系中生态失衡所致，与气候、水灾、早灾等生态变异背景有密切联系。汉末人们对此已有所认识。曹植《说疫气》即明确说流疫发生是因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也属于自然灾害范围。史载，汉顺帝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恒帝元嘉元年春，“京师大疾疫，……九江、庐江大疫”；汉灵帝位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五次大范围的疫病流行。疫病肆虐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如曹植《说疫气》中所描绘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黄巾以太平道秘密结众，即以救治疾病为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