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卷八注引《典略》说:张角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钦之，得病则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而张鲁在汉中施行五斗米道的作法也是“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其过”。汉末，成都平原也曾爆发瘟疫流行，天师道由此而在蜀地盛行开来。东晋葛洪《神仙传》说张道陵于蜀中创天师道原因也是所谓“先是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催其害”。张道陵入蜀后厉行法术，驱散群魔，“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抛开其中宗教渲染的神秘成分，也反映了天师道在蜀中借治病传道的事实。正是在这疾疫异常流行、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大背景下，张角等长期借治病驱魔为名在民间秘密组织结众，最后终于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帜，于公元184年，三十六方，同日起事，酿成了黄巾起义这场席卷全国的民众暴动风暴，从而也敲响了东汉王朝覆灭的丧钟。

二、地理环境与三国政治割据概说

地理环境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格局形成中所起作用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历史学、古代文学及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两个层面。其中区域自然地貌、地形因素及其区域社会心理及民众性格等对以战争为先导的古代历史进程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意义。地理环境因素对三国军事战争的制约以及政治对峙制衡的作用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黄巾起义，群雄并起而兼并争战，赤壁之战与定军山之战后很快出现魏、蜀、吴三个割据政权鼎立局面，实际上正是东汉中期以来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在军事战略地图上的体现。黄河流域、长江上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为曹操、刘备、孙权集团所控制，历史进人了著名的三国时代。三国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汉末各军阀政治军事力量较量平衡使然，也与三方所在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全国最早形成割据的是巴蜀地区。蜀地偏居西南，四塞险固，北有秦岭、巴山屏护，东有巫山、峡江险阻，距全国政治中心京都洛阳山高路远，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经济富庶，供给充足，一旦天下动乱、中央控制地方力减弱，则往往容易出现坐险割据。早在两汉之际，公孙述就曾占据巴蜀之地，开了秦统一中国后割据蜀地的先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伊始，也是刘焉首先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