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已退居次要地位，古文经占了上风。

自郑玄所注诸经行世，此前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不再为人们所遵信，并逐渐被摒弃、淘汰。于是，郑注古文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的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易》遂废止；郑注《古文尚书》流行，而今文的大夏侯、小夏侯和欧阳三家《尚书》便散失；郑笺《毛诗故训传》流行，今文的齐、鲁、韩三家《诗》即不显；郑注《三礼》流行，大、小戴和庆氏《礼》遂不行；郑注《论语》流行，鲁、古《论语》终散佚。一时之间，郑玄的经说压倒了其他各家经说。由于经生皆从郑氏，经学几乎成了郑玄的一统天下，“郑学”也几乎成了经学的代名词，正所谓“经学至郑君一变”。

早期儒学讲仁义，比理学的忠孝要合理、人道一些。但是儒学的逻辑有问题。在白马会议上，对于汤武的争论说明儒学存在内部的寥误。所以早期的儒学其实是一个中庸的、模糊的实践处世方式，子有许多地方不语，并非严密的哲学。但其理论并不可行，皇帝只是利用之，外儒内法，或者外儒内黄（老）。王莽的失败标志着早期儒学的破产。

中国封建历史从战国时代到后来的秦并吞天下合一，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为正统治国思想，虽然到了后来的西汉，汉武帝刘彻以董仲舒为首的提倡：“罢黜百家，独遵儒术”思想，一直到了后来的中华民国，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直至现在，我们都有流淌着儒家思想的，可见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之大，之深远。但是，话说回来，中国古代封建历朝历代，大都是“外儒内黄”，也就是说是以“黄道”（黄是道家的鼻祖人物）来治国治民的！可见道家思想的重要性，其生命力绝对不逊色于儒家思想！

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如马日磾、蔡邕、许相许劭许靖、卢植等人都研习黄老，他们博采两家之长，认为强国之路还是外儒内黄为好，而不是独尊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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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带军攻入秦国时，诸将都去抢金银财宝，而萧何则带人去抢秦朝的档案馆，这样萧何就掌握了秦朝的人口、地理、法律等资料。建国后萧何根据秦国的法律，以黄老无为而治，清静守法，约法省禁，顺应民心的原则，对秦法进行了修改，制订出了《九章律》，以后“萧规曹随”，西汉建国的法制基础得以巩固和完备。汉文帝、汉景帝等都是依法治国的榜样，不敢把君主个人意志加于法律之上。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文景之治”是如何依法治国的。《汉书》中记载②：一次，汉文帝马队经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汉文帝所乘马。于是派人把这人抓了来，交给法官张释之处理。那人解释说，看见马队，躲到桥下，后来以为马队走了，就出来。出来看见马队还在，就跑。张释之依律，判此人罚款。汉文帝很生气，这人惊了我的马，还算马温和，换其它马，不伤了我吗？你怎么只是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你要加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汉文帝思考后说，法官说得对。

汉文帝想加重处罚，但最后仍然不得不依法办事。这就是文景黄老之治的表现。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都共同遵守的，身为帝王，也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和意志加于法律之上。但遗憾的是，由文帝、萧何、曹参等开创的清静无为，依法治国的好传统，被汉武帝彻底破坏了。

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上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研究《公羊春秋传》的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是说，不在儒家“六艺”之学和孔子思想的，都“绝其道”。这就是后人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来源。当时汉朝占主导地位的执政思想，就是道家黄老学，因此所谓“罢黜百家”，其实就是结束道家黄老学的统治。

16岁的汉武帝对董仲舒的策论表现赞赏。但由于当时信奉道家黄老学的窦太后（汉文帝的王后，汉武帝的奶奶）还活着，朝中遵循黄老之治的官吏仍占主流，所以儒生掌权受到抑制。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21岁的汉武帝大权在手，真正实施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大量儒生被提拔，这就结束了“文景之治”清静守法的时代，“以德治国”取代了“以法治国”。

“以德治国”被朝廷表述为“德主刑辅”。“刑”（法）是有明确的条文规范的，“德”是什么呢？从董仲舒倡导并实践的“春秋决狱”可以看出来。所谓“春秋决狱”，就是按孔子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这是一部历史著作，一部历史书怎么能成为判决案子的依据呢？照董仲舒的说法，因为这部历史书是以“德”为基本原则的。但从司法来说，依据历史著作判案，官吏的自由裁量权可大得不得了，官吏因之贪赃枉法，国家治理章法全无。结果就是“上请”制度的出现，重大案子，向上请示皇帝定夺。

有一帮熟读古书的文人在旁帮忙，皇帝要从史书中找出任何一条合乎自己心意的典故，太容易了！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直接结果，就是皇帝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皇帝的意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