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皇帝的权威变成了经学的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随即变成了国家的最高律法。于是“以德治国”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臣事君以忠”，皇权至上，相权就此被彻底剥夺。

孝宣皇帝时有“石渠阁之议”，孝章皇帝时有“白虎观之议”，这是本朝经学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这经学竟然决定着国策的制定，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决定着社稷的兴亡。

李弘躬身受教，轻声问道：“老大人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一是官学。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６年），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要求立古文经学为官学之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开始争斗，至今已有近两百年。这两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今文经学是祸国之学，应该立即予以废除，官学改为古文经学。”

“二是国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为制定国策的基础，大量修改既定国策。”

“三是官制。皇权和相权必须分开，皇室和朝廷必须分开，否则，社稷振兴无望。”

赵岐看看神情凝重的李弘，郑重问道：“大将军能否承担起中兴社稷之重任？”

第贰卷【乱世豪雄篇】第2章 如临深渊 第11节

李弘沉默不语。

自己一直以为，只要北疆稳定了，有充足的钱粮了，自己就可以统率十万大军拯救社稷，现在看来，自己这个想法真的很幼稚，很无知。士人认为武人没有治国的能力，看来的确有他们的道理。赵岐的一番话，让自己蓦然惊醒，许多模糊的东西突然之间清晰了。

拯救社稷不是利用强悍武力铲除了所有奸侫就可以成功的。武力稳定社稷，平息战火之后，国策难道就正确了？吏治就清明了？百姓就富足了？国祚就能得以延续了？没有好的国策，没有人尊奉律法，奸侫会层出不穷，社稷会持续动荡，战祸会绵延不绝，国祚会彻底断绝。

拯救社稷仅仅是振兴社稷的开始。

拯救社稷的终极目标是振兴社稷，中兴社稷。要想中兴社稷，仅仅靠武力是不行的，需要推动社稷中兴的学术思想，需要富强社稷的治国策略，需要威临天下的律法。

但是，自己除了强悍武力，没有其他本事。自己也许可以拯救社稷，但要想中兴社稷，显然是痴人说梦。

自己的本事，自己清楚。除了打仗，自己没有值得炫耀自傲和得到别人尊崇信服的地方。北疆这几年在自己的治辖下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这主要是赵岐、左彦、李玮、朱穆、余鹏等一帮北疆大吏的功劳，自己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自己奉旨率军进驻北疆后，先是招抚了黄巾军，然后实施了安置流民屯田，放开盐铁经营，建立晋阳大学堂，发展大市货殖，实施农工商并重之策，等等。所有这些事情的成功，都依赖于这些北疆诸吏的出谋划策和他们呕心沥血的辛勤耕耘。自己不过是这些北疆诸吏的一个而已，实在谈不上有什么骄人的功绩和出众的学识。

自己没有独掌权柄之心，也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更惧怕成为董卓第二，祸害社稷苍生，遭到天下人的唾弃和留下千我骂名。所以在离开河东前，自己也和徐荣、麴义、朱穆等人商谈过朝廷的权力分配问题。如果长公主和朝廷决意要铲除韩馥和袁绍等州郡大吏，那自己就要执掌国事，因为朝廷现在就剩下了北疆和幽州了。除了自己，没人有资格。然而，凭自己这点能耐，肯定要走上董卓的老路。

执掌国事独揽国家权柄，和统领一州军政是有本质区别的。自己能治理好一州，但未必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自己能统领一州的军队和郡县诸吏，能得到他们的忠诚和拥戴，但自己能统领十三州的军队和郡县诸吏吗？能得到天下人的忠诚和拥戴吗？

董卓就是例子。董卓身上所发生的事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重复一次。除了武人的身份以外，还有大臣们的不信任和对抗。国策上的连续失败，州郡之间的武力冲突，社稷已经因为董卓的原因，倾覆在即。如果再因为自己的原因，乱上加乱，那可就要即刻崩溃了。

自己不愿意承担这个重任，也没有信心和勇气承担这个重任。自己现在很怀念过去在先帝和朝廷的指挥下征伐四海的日子。想起来，那是自己最快活的时候，除了打仗，自己什么都不用想。

赵岐和李玮非常专注地看着李弘，等待着他的回答。

李弘的这个答复太重要了，如果李弘因为董卓的前车之鉴而墨守陈规，不愿意改变现有的国政策略，张温和崔烈等大臣准备放弃中兴社稷之念，撤销晋阳朝廷，重新尊奉长安朝廷，把本该李弘的权力全部还给李弘，几个人到晋阳大学堂授学去，不干了。这样既能帮助李弘免去了挟持长公主和朝廷的罪名，也免去了朝廷助纣为虐之祸。因为结果很明显，将来即使李弘凭借强悍的实力稳定了社稷，大汉还是逃脱不了败亡的命运，国祚的灭绝已经不可避免。

一棵从根子开始腐烂到顶的大树，无论怎么培土施肥，怎么削减枝叶，都不可能再把它救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刨去这棵枯死的大树，重新种下树籽，从根子开始保护它，直到它长成苍天大树。当年秦始皇帝、高祖皇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能做的事，我们一样也能做成。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