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人的地方。”

（上海虹口日租界，凌晨一点）

吉田正一站在运输舰甲板上，脸黑得像锅底。他面前跪着六个军官，头都不敢抬。

“跑了。”吉田声音很轻，但所有人都发抖，“在我眼皮底下，在三十个人的看守下，跑了。还弄断了主电缆，导致全船瘫痪半小时。”

没人敢吭声。

“码头封锁了吗？”吉田问。

“封锁了，”一个少佐颤声，“但……停电那半小时，可能有漏网之鱼……”

“不是可能，是肯定。”吉田走到船舷边，看着黑漆漆的江岸，“苏砚不是一个人跑的，有人接应。而且接应的人，对我们的换岗时间、巡逻路线了如指掌。”

他转身，眼神冰冷：“有内鬼。”

军官们面面相觑。

“查。”吉田说，“从今晚值班的所有人查起。还有，那个园丁老李，抓到了吗？”

“抓……抓到了，在76号。”

“审。用一切手段。”吉田顿了顿，“还有沈文渊的女儿，转移了吗？”

“转移了，在虹口宪兵队地下室。”

“很好。”吉田看着上海滩的灯火，“传我命令：全城搜捕，重点区域——闸北棚户区、法租界交界处、苏州河沿岸。天亮前，我要见到人。”

“嗨！”

吉田走回舱室。桌上摊着苏砚写的那叠稿纸——停电前抢救出来的。他拿起最上面一张，看着那些复杂的公式。

“苏砚……”他喃喃自语，“你比你父亲还难缠。但没关系，游戏还没结束。”

他走到舷窗边，看着这座不夜城。上海，这座孤岛，此刻就像一个巨大的捕鼠笼。

而老鼠，已经钻进来了。

（虹口日租界，凌晨一点半）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要命。

苏砚一行十二个人（加上陈伯年带来的伤员），现在挤在一辆偷来的垃圾车里，盖着馊臭的烂菜叶和鱼内脏，正往虹口区最大的日本侨民居住区——“樱花町”缓缓驶去。

开车的是陈伯年手下的老司机，外号“老黄鱼”，五十多岁，抗战前就在上海开出租车，对每一条弄堂了如指掌。

“前面……就是哨卡……”老黄鱼压低声音。

垃圾车慢下来。透过缝隙，能看见前面设了路障，四个日本兵在检查车辆，旁边还站着两个穿黑褂子的76号特务。

“证件！”日本兵喊。

老黄鱼递出证件——假的，但做工精良，是地下党早就备好的。证件上写着他是“虹口区清洁队的”。

日本兵用手电照了照车厢：“装的什么？”

“今天的垃圾，从码头那边运过来的。”老黄鱼赔着笑，“太君，臭得很，别脏了您的衣服。”

日本兵嫌弃地摆摆手：“快走快走！”

垃圾车缓缓通过哨卡。车厢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连伤员的呻吟都忍住了。

过了哨卡，老黄鱼才敢喘气：“妈的……差点……”

车子在“樱花町”狭窄的街道上穿行。这里全是日式二层小楼，住着日本侨民和军官家属。夜深了，大部分窗户都黑着，只有几户还亮着灯。

“到了。”老黄鱼把车停在一栋不起眼的小楼后门。

这是地下党在虹口区最后的秘密据点——户主是个日本反战人士，化名“松本”，真实身份是日本共产党党员，三年前被派到上海潜伏。

门开了条缝，一个穿和服的中年男人探出头，看见陈伯年，点点头，示意他们快进来。

十二个人鱼贯而入。小楼里很简陋，但干净。松本关上门，用流利的中文说：“楼上有三个房间，地下室还能藏人。但这里不安全了，吉田已经开始挨家挨户搜查，天亮前肯定会搜到这儿。”

“我们需要待到明天晚上，”陈伯年说，“然后想办法出城。”

“出城？”松本苦笑，“所有出城通道都被封死了，连下水道出口都有哨兵。吉田这次是铁了心要抓你们。”

苏砚突然开口：“有没有地图？”

松本拿来一张上海地图。苏砚铺在桌上，用铅笔快速画着：“我们现在在这里，虹口区中部。出城的路有六条，但都被封了。但是……”他笔尖点在一个地方，“这里，可能有机会。”

“吴淞口码头？”陈伯年皱眉，“那里是日军海军基地，守备更严！”

“正因为是海军基地，吉田的手伸不进去。”苏砚说，“特高课和海军省一直不对付，吉田要调动海军的人，需要层层审批。而且明天上午九点，有一艘英国商船‘维多利亚号’要离港——英国现在还是中立国，日本人不方便彻底搜查。”

“可我们怎么上船？”林默问。

苏砚看向松本：“松本先生，您能不能弄到几张‘船员证’？不一定是真的，只要能混过码头第一道检查。”

松本想了想：“可以试试，我认识个做假证的朝鲜人。但需要照片。”

“现拍。”陈伯年说，“我带了微型相机。”

“还有一个问题，”慧明开口，他伤口已经重新包扎，但脸色依旧苍白，“沈老板的女儿，还在宪兵队。”

所有人都沉默了。救那孩子，等于自投罗网。

沈文渊“扑通”跪下了：“各位同志，我知道这个要求过分……但我女儿才八岁……求你们……救救她……”

林默扶起他：“沈老板，您别这样。孩子要救，但我们得有计划。”

苏砚盯着地图上宪兵队的位置，脑子里飞快计算：距离、时间、守卫人数、换岗时间……

“凌晨四点，”他说，“是人最困的时候。宪兵队有一个小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