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7日下午四点至晚上十点

湖北武汉郊外稻田；游击队长山口村

（武汉郊外稻田，下午四点十分）

稻田里的水又浑又凉，刚插下去的秧苗才半尺高。

苏砚拉着林默趴在田埂下，浑身都是泥，脸上那个掉了的麻子胶点早就被泥巴糊住了。远处，日本兵的叫喊声和狗叫声越来越近。

“这边！有脚印！”

“汪汪汪！”

林默吓得发抖，苏砚紧紧捂住她的嘴，用眼神示意：别出声。

两人刚才落地后，连降落伞都来不及收，直接割断绳子就往稻田里钻。幸亏这会儿是插秧季节，田里水多泥深，跑起来费劲，但藏人也方便。

“分头搜！他们跑不远！”日本军官的声音就在三十米外。

苏砚心一横，抓起一把烂泥就往自己和林默脸上、头上抹。还不够，他又扯了几根水草插在头发里，整个人看起来跟个泥猴子似的。

林默明白了，也照做。两人对视一眼——要不是生死关头，这模样真能笑出声。

“你，”苏砚用气声说，“装死。”

“啊？”

“躺这儿，闭眼，别动。我引开他们。”

“不行！”林默抓住他。

“听我的！”苏砚说完，突然从田埂另一侧窜出去，故意弄出很大水声，然后往反方向跑！

“在那儿！追！”日本兵果然上当了，五六个人呼啦啦追过去。

苏砚拼命跑。稻田难跑，一脚深一脚浅，泥巴甩得满身都是。他边跑边回头看了一眼——林默那边暂时安全，几个日本兵从他刚才窜出来的方向往这边追。

突然，脚下一滑，“噗通”摔进一个水沟里！水不深，但沟边长满芦苇，正好藏身。

他屏住呼吸，透过芦苇缝往外看。三个日本兵跑过去，最近的那个离他不到五米，都能看清军靴上的泥。

“妈的，跑哪儿去了？”

“肯定在附近，搜！”

日本兵在周围转悠。苏砚慢慢把手伸进怀里——还有一把螺丝刀，是在澳门当铺顺的。真要拼了。

就在这时，“噗！噗！”两声闷响。

两个日本兵突然身子一僵，软软倒下。第三个还没反应过来，后脑勺也挨了一下，栽进水田里。

一个矮壮的身影从芦苇丛里钻出来，手里拿着根削尖的竹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农，穿着破褂子，赤着脚，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

老农踢了踢日本兵的尸体，确定死了，然后看向苏砚藏身的地方：“出来吧，别藏了。”

苏砚犹豫了一下，爬出水沟。

老农上下打量他，眼神像看什么稀奇动物：“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

苏砚这才注意到，老农说的是带湖北口音的官话，不是日语。

“我……我是……”苏砚脑子转得飞快，“我是重庆来的，执行任务，飞机被打下来了。”

“重庆？”老农眯起眼，“什么任务？”

“这不能说。”苏砚摇头，“大叔，谢谢你救命。但我还有个同伴在那边……”

“女的？”

“你怎么知道？”

老农咧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刚逮着了，在那边哭呢。跟我来吧。”

他转身就走，苏砚赶紧跟上。走了百来米，绕过一片竹林，看见林默被两个年轻人围着——一男一女，都穿着便衣，但腰里别着家伙。

“苏砚！”林默跑过来，眼泪又下来了，“我以为你……”

“没事。”苏砚拍拍她，看向那三人，“你们是……”

老农把竹竿往地上一插：“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武鄂游击队。我叫韩老栓，这是小李，小梅。”

年轻男子小李二十出头，精瘦，眼睛很亮。小梅是个姑娘，扎两条麻花辫，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但手里拎着把盒子炮，很熟练的样子。

“新四军？”苏砚眼睛一亮，“你们认识周维汉同志吗？”

“周主任？”韩老栓表情严肃起来，“你是周主任的人？”

“算是。”苏砚说，“他从澳门送我们上的飞机，本来要去重庆，结果……”

他把经过简单说了。韩老栓听完，眉头皱成疙瘩：“冒充日本皇室？你们胆子够肥啊。那个女同志……”

“沈雨薇同志可能……”苏砚说不下去了。

韩老栓沉默几秒，摆摆手：“先回村。这儿不安全，鬼子的搜索队马上到。”

（下午五点）

村子叫山口村，藏在山坳里，几十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坯房。韩老栓带着他们从后山小路进村，七拐八绕，来到一个农家院。

院里晒着玉米，鸡在啄食。屋里出来个五十多岁的妇人，看见他们，愣了愣：“老栓，这俩泥猴是……”

“客人。”韩老栓说，“烧点热水，弄两身衣服。”

妇人也不多问，转身忙去了。苏砚和林默在院子里打水冲洗，换上了干净的粗布衣服——虽然不合身，但总比湿泥巴强。

堂屋里，韩老栓蹲在门槛上抽烟袋。小李和小梅在门口放哨。

“你们那飞机掉在五里外的张湾，”韩老栓吐了口烟，“鬼子已经围过去了。那个女同志要是跳伞了，可能还活着，但要是没跳……”他没说下去。

苏砚心里堵得慌。沈雨薇是为了救他们才……

“现在咋办？”韩老栓问，“你们要去重庆，但这一带全封锁了。武汉三镇被鬼子占着，往西去的路全设了卡。别说你们俩，连只野兔子都过不去。”

“我们有任务。”苏砚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是“钥匙”的核心零件，还有父亲的信，“必须把这些送到重庆。”

韩老栓接过布包看了看，看不懂，但很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