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这就是这个非洲人了不起的地方——他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这是他的能耐。

“现在，到处都张贴着总统身穿非洲服装的肖像。这些肖像大批量出现的时候，老实说，我也看不习惯。有一天我在首都和他谈起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极富洞察力的回答，我一下子就被说服了。他说：‘雷蒙德，换作五年前，我也会同意你的话。五年前，我们非洲人会用他们那种残酷的幽默来嘲笑你，在当时，国民的团结程度不堪一击，这种嘲笑能够把这个国家毁掉。但时代变了，人民过上了太平日子。他们想看点儿别的东西，不再想看军人的照片。他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洲人的照片。那可不是我的照片，雷蒙德，那是所有非洲人的照片。”

这一席话和我的感觉非常贴近，所以我说：“一点儿不错！我们镇上的人都不喜欢挂旧照片。而看新照片的感觉就有些不一样，特别是在领地这里。”

雷蒙德让我把话说完。但随后就抬起右手，示意我让他说下去。然后他接着说了起来。

“我想我要核实一下这个问题。事实上，就在上周我这么做了。我在主楼外边遇到我们的一个学生。为了勾他说话，我故意说总统的照片挂得太多了。那小伙子断然予以否定。于是我问他看到总统的照片有何感受。这个年轻人的回答你们听了可能会感到吃惊。他像个预备军官一样，站得笔挺。‘那是总统的照片。在领地这里，作为学院的学生，我也把它看作自己的照片。’听听这些话吧！这就是伟大领导者的素质——他们能预知人民的需求。非洲需要由非洲人来统治——殖民国家从未真正了解这一点。不管我们对非洲有多少研究，不管我们的同情有多深刻，我们终归都是外人。”

那个小伙子此刻正和女友一起坐在垫子上，他问：“您知道总统手杖上雕刻的蛇象征什么吗？听说手杖上雕刻的那个人腹部有神物，是真的？”

雷蒙德说：“这我不知道。那只是根手杖而已。是酋长的手杖。就和权杖、主教法冠一样，我想我们不应该到处寻找非洲的神话，这是个误区的。”

他的批评语气造成了一些不安，但雷蒙德仿佛没有注意到。

“最近，我看了总统的所有演讲稿。要是把这些演讲稿编辑出版，该是一本多么有趣的作品啊！其中当然少不了应景之作。不过可以做一个选本。摘选核心思想。”

因达尔问：“您现在是不是在做这项工作？他找您做这项工作吗？”

雷蒙德抬起一只手，耸了耸肩，意思是因达尔问的情况是可能的，不过现在要保密，他不好明说。

“这些演讲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看，最有意思的是其发展脉络。要是你们看看这些演讲，就能明白我说的对思想的渴求是怎么一回事。一开始，演讲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还很简单。无非是团结、过去的殖民统治、对和平的需要等等。后来就变得很复杂，也很精彩，说到了非洲、政府和现代社会。如果编得好，这些演讲稿能成为一本手册，激励整个大陆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在这些演讲的字里行间，处处散布着那种年轻人的绝望的感觉，多年前那种绝望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总会有那种感觉：那些伤害绝无可能消除。如果你们有心，就能从这些演讲中看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母亲——一个宾馆女佣——遭受的屈辱感到深切的悲痛。他从来没有忘本。你们或许都不知道，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他带着所有政府官员去朝拜这个非洲女人的村庄。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事？有哪位统治者把非洲丛林变得这么神圣？这种孝顺让人感动得掉泪。你能想象一位非洲宾馆的女佣在殖民时代所遭受的屈辱吗？不管多少孝行都不能弥补这些屈辱，但我们能给的也只有孝行。”

“我们也可以遗忘，”因达尔说，“我们可以践踏过去。”

雷蒙德说：“非洲大部分领袖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想在非洲丛林里建起摩天大楼。而我们的这位却要建造圣殿。”

喇叭里一直在放没有歌词的音乐。现在《芭芭拉·艾伦》又开始了，歌词有些让人分神。雷蒙德站了起来。坐在垫子上的年轻人想走过去把音量调低。雷蒙德示意他不必麻烦，但音量还是被调低了。

雷蒙德说：“我很想陪一陪各位，遗憾的是我要去工作了。否则可能会漏掉什么。我发觉写散文风格的记叙文最难的是承接。可能是一句话，也可能是一个字，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刚才和大家坐在这里，我突然想到怎么解决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必须把它记下来。否则我会忘掉。”

他正要离开，突然又站住说：“写这种没人写过的东西，其难度我想并没有被充分理解。偶尔就特定问题写一写学术文章并不难，比如巴蓬德起义之类的题目，因为有固定的套路。而宏大的叙事就不同了。所以我在想现代历史写作巨匠特奥多尔·蒙森。我们如今讨论的关于罗马共和国的一切都只是蒙森工作的延续。各种问题、事件，以及叙事本身，特别是共和国后期的动乱阶段——这位德国天才全都洞若观火。当然，特奥多尔·蒙森有幸知道自己所写的是个重大题材。我们这些在自己的领域里搞研究的人却不能像他这么肯定。我们不知道后人会不会觉得我们记载的事件有任何价值。我们不知道非洲大陆将来要走向何方。我们只能像这样继续下去。”

他的话戛然而止，他转身离开了房间。我们一个个哑口无言，看着他刚离开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