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还给予了响应。

这和叛乱前的情形如出一辙。不过叛乱前没有传单，当时的领导者也不像如今的领导者这样年轻，这样有文化。还有其他不同。叛乱发生时，小镇正百废待兴，最先起事的地点很遥远，在那些村庄里。现在一切都在镇上发生，结果流血事件更多。暴力事件一开始似乎是针对当权者，后来渐渐扩大，小镇郊区的货摊和商店也被人攻击，并遭到洗劫。有人被残杀，其状惨不忍睹，凶手有乱民，有警察，也有棚屋区的罪犯。

根据我的观察，这里的事情发生顺序是这样的：一开始是非洲人和外围地区，然后扩散到外国人和中心地区。刚经历过求告无门的官僚勒索，现在，我感觉自己再一次陷入无遮无拦、无所坚守的境地。我把这种恐惧心理带到了熟悉的街道上，我感觉自己随时可能遭受攻击。这些街道过去就充满危险，但不是针对我的。这么久以来，作为旁观者，那些暴力活动我都看在眼里，但尚且能和它们保持距离。

压力非常大。压力败坏了一切，我第一次生出逃离的念头。倘若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安全的家在等着我，允许我进去，当时我就会一走了之。过去，曾经有个这样的家；过去曾经有几个这样的家。而现在，没有这样的家了。从纳扎努丁那里传来的消息让人沮丧。他在加拿大的这一年过得很不好，现在又要举家迁往英国。外面的世界无法给我庇护，对我而言仍然是巨大的未知，而且日渐危险。我以前在信中骗纳扎努丁的话不幸应验——我真的不能有任何行动，只能维持原状。

我逐渐忘了目标，只是继续过日子——这是多年前从马赫什那里学来的。渐渐地，在和熟悉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忘了去研究他们的脸，忘了我自己的恐惧。这恐惧让你感觉你拥有的一切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但这恐惧已经成了一种背景，成了赖以生存的条件，成了必须接受的事物。一天下午，我在希腊俱乐部里遇到了首都来的一个五六十岁的德国人，他说的一番话使我的心情差不多平静了下来。

他说：“遇到这样的局面，你不能总是这么担惊受怕。或许会有事情发生，但你就把它当成路上发生车祸好了。这些事你躲也躲不了，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发生。”

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爆炸，也没有我当初预想的大混乱。镇中心没有燃起大火，看来叛乱者的招数也有限。袭击和杀戮仍时有发生，警察也在展开报复性袭击，双方维持着平衡。每天晚上总会有两三个人被杀，但奇怪的是，这些事情变得似乎很遥远。小镇毫无规则地扩张，面积大了，能把一切掩盖掉——除了最不寻常的事情。街道和广场上的人不再等待新闻。事实上，这段时间根本没有什么新闻。总统没有发表任何声明，首都的电台和报纸上也没有任何报道。

在小镇中心，生活一如既往。还是有商人乘坐飞机或者汽船过来，住在凡·德尔·魏登，吃饭的时候就去更高级的饭店或者夜总会。他们什么也不问，所以也不会知道镇上正在发生暴乱，不知道这些暴乱有领袖——他们的名字只有他们那个地区的人知道——还有为其献身的人。

有段时间，雷蒙德仿佛受到了惊吓。不知什么时候，他开始认定自己不会被召回总统身边并得到重用，他不再等待，也不再追寻那些蛛丝马迹。在他家吃饭的时候，他再也不对时事进行分析和解释，也不再穿凿附会地把各种事件串起来。

他不再评论历史，也不再提特奥多尔·蒙森。我不知道他在书房都干些什么，耶苇特也无法告诉我，她不感兴趣。有一次，我以为他是在看他过去写的东西。他提到了他刚来这个国家时记的一篇日记。他说他把很多事情忘掉了，有很多事情注定是要被遗忘的，这是他过去常在饭桌上说的话题，他似乎想到了这一点，于是就此打住：“读这些日记感觉很奇怪。那时候常常划伤自己，就为了看会不会流血。”

暴乱加深了他的困惑。领地的母子雕像被人砸掉后，他一度非常紧张。对于遭到攻击的人，总统的习惯不是站出来支持，而是把他们打发走了事。雷蒙德害怕被打发。一打发，他的工作、房子、生计，还有那一份小小的安全就都没有了。他是个失败者，他在领地的房子就如同一幢死亡之屋。

这对我也会是损失。他的房子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现在觉得，有很多事情和这房子里两个主人的健康和乐观息息相关。失败的雷蒙德对我晚上的来访从来不说什么。晚上到这房子里来已经成了我和耶苇特关系的一部分。这一切无法轻易转移到其他处所。否则就意味着新的地方，新的城镇，新的关系，而非现在这个。

我们三个人的健康和乐观决定了我和耶苇特在一起的生活。这一发现让我很吃惊。一开始，我发现的是自己。在受到官员们骚扰的那段时间，我躲着不想见她。要是去见她，或是和她在一起，只能表现出精神饱满的那一面，如同过去那样。我不能以受到其他男人折磨和打击的形象出现在她面前。她也有自己的烦恼，我知道。两个失意的人凑到一起互相安慰——这种情形我不忍去想象。

到了这时候——我们仿佛心有灵犀——我们见面的次数才少了。刚开始那几天，在孤独之中，我的激情降温，头脑变得清晰，让我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甚至可以假装自己是自由的，没有她也过得下去。

但她会打电话过来。知道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