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犯的样子——比如，你把手放在他的桌子上，他们就把你吼出去——目的只是要钱。西奥泰姆先是培养出了对自己角色的浅薄自信，然后很快又认识到自己的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他希望你把他想成另外一种人。这不好笑。我决定忍耐，把心思放在自己的目标上。但忍耐并不容易。商店对我成了可恨的地方。

梅迪比我更惨。他一开始为西奥泰姆做的一些小事后来都成了他的常规工作，而且这类小事越来越多。西奥泰姆开始派梅迪出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

有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梅迪从自己家回到我的寓所。他走进我的房间，说：“我受不了了，恩主。我迟早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要是西奥继续这样，我会把他杀了。我宁可去锄地，也不要服侍他。”

我回答说：“这样的状况不会持续下去的。”

梅迪的脸愤怒得扭曲了，他轻轻跺了一下脚，差点要掉眼泪了：“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说着离开了我的房间。

早晨我开车接西奥泰姆去商店。他在本地算是有钱有势的人，有三四个家，分布在镇上不同的地方。自从当上国家托管人后，和其他托管人一样，他又多养了几个女人。此时他正和其中一个女人住在非洲城区某个院子矮小的后屋里——裸露的红色土地上，几绺浅浅的黑色水流全流向一个方向，地上刮掉的泥土和垃圾堆在边上，屋子之间长着几株芒果树和其他树木，还有木薯、玉米和一串串香蕉。

我按了按喇叭，各个屋子里的女人和孩子全跑出来看。西奥泰姆朝汽车这边走过来，手里拿着卷着的漫画书。他假装没有看到那些围观者，随意往地上啐了几口。喝过了啤酒，他的眼睛红红的。他尽力装出受到冒犯后生气的表情。

车子沿着坑坑洼洼的城区小巷驶入刚平整过的红色主干道，为了迎接总统的来访，主干道周围的房子都重新粉刷过了，每幢建筑整体粉刷成一色（墙、窗框、门），但都和隔壁不一样。

我说：“公民，我想和你谈谈公民梅迪在我们公司的工作。公民梅迪是经理助理，不是什么都做的仆人。”

西奥泰姆一直等着我说这话。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段话，他说：“公民，你这话我听着很意外。我是国家托管人，是总统任命的。公民梅迪是国家公司的雇员。怎么用他这个混血应由我来决定。”他故意用了法语的“混血”一词，嘲弄梅迪为之自豪的新名字。

四周建筑的鲜艳颜色在我眼中变得更加不真实，成了我的愤怒和痛苦的颜色。

这段时间我在梅迪眼中变得越来越渺小，现在我彻底让他失望了。我不再能够为他提供他所要求的简单的保护——西奥泰姆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所以梅迪和我之间的契约，梅迪家和我家之间的契约，都到了尽头。即便我能把他安排到镇上的其他公司——在过去我可以办到——这也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特殊契约结束了。他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情绪很乱。

他开始说：“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来，萨林姆。你必须给我钱，给我钱，让我走。我觉得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来。”

我感觉到他的痛苦，把那当成我额外的压力。在心里，我把他的痛苦加入到我的痛苦之中，使之成为我自己的痛苦。我本来应该为他多考虑一点儿。我本来应该让他脱离商店，把我的工资分给他一份，直到我自己也拿不到工资为止。其实，这正是他需要的。但是他没有这样表达。他只是不理智地想着离开，这让我害怕，我想：“他能去哪里呢？”

他还是去了商店，去为西奥泰姆干活，变得越来越憔悴。有天晚上他又说：“给我一点儿钱，让我走吧。”我想着商店里的情形，想说点儿安慰的话：“梅迪，这样的情形不会长久的。”听了这话，梅迪尖叫了一声：“萨林姆！”第二天一早，他破天荒地没有为我送咖啡。

这是那一星期开始时发生的事。到了星期五下午，我们关了商店的门，我开车送西奥泰姆去他的一个院子，然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处。现在这房子在我眼中一派荒凉，我不再把它看成是我自己的地方。自从那天早晨在车里和西奥泰姆谈过一番之后，我看到镇上鲜艳的颜色就感到恶心。这颜色属于一个已经变得陌生的地方，这地方好像离所有地方都很遥远。这种陌生的感觉蔓延到我住处的每一样东西上。我正准备出门去希腊俱乐部，或者说希腊俱乐部的遗迹，突然听到外面关汽车门的声音。

我走到楼梯口，看到院子里有警察。其中有个我认识的警官，名叫普罗斯普。他带来的人一个拿了叉子，另一个拿了铁锨。他们知道自己来这儿的目的，也非常清楚应该在哪里下手——在外面的楼梯下面。我在那里埋了四根象牙。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开始把各种事情联系起来。梅迪！我在想：“唉，阿里！你看你都对我做了什么？”我知道这时候必须通知什么人，这很重要。马赫什——不会有别人了。他现在应该在家。我跑到卧室，拨了电话。马赫什接的电话，我刚说了一句“这里情况不妙”，就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我把电话放下，跑进洗手间，拉动冲厕所的链子，出来后正好看到圆脸的普罗斯普微笑着独自上来。

这张脸上来了，微笑着，我开始后退，就这样，我们一言不发地沿着走道进了白色的客厅。普罗斯普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他的眼睛熠熠发光。他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没想好该索要多少钱。

他说：“总统下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