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普遍心态，就是让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十几年前大矶某处还有一对想一辈子以处男处女的身份相爱而殉情的学生和少女，世人很同情他们，我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侄女在她二十一岁那年自杀了。当时我替她庆幸能趁着还美丽的时候死去。因为她表面看上去是个清秀的女孩子，有些时候却让我觉得不安，感觉她有可能会崩坏，一头栽到地狱里去，我感觉无法直视她那样的一生。

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不允许文人写寡妇的爱情。多半是那帮军人政治家想让兵士遗孀下半辈子侍奉神明，不让文人挑逗她们，害她们堕落。军人们对恶行有着敏锐的理解力，他们不是不知道女人善变，而是太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才想出了这种禁令。

自古人们都说日本的武人不懂妇女的心思，然而这看法过于浅显，他们想出的武士道这种极为刚硬的法则是一道用来防御人类弱点的壁垒，而这也是这种法则最大的意义。

都说武士为了报仇，即使用尽一切手段哪怕去要饭都会追寻敌人的踪迹，然而真有这种忠臣孝子，能怀着复仇的满腔热情把敌人追逼到走投无路吗？他们只知道报仇这条规矩，以及这条规矩所规定的名誉，日本国民自古就最不会去憎恶别人，即便憎恶也不会持久，他们很乐观，真心认为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与昨天的敌人妥协或是肝胆相照都是常有的事。因为是敌人，才能更肝胆相照，他们会突然想要一臣事二君，就连昨天的敌人他们都能侍奉。要是没有“不能生而受阶下囚之辱”这种规定，根本就别想驱使日本人上战场。因此我们虽然服从协议，但我们的真实想法却跟协议正相反。比起武士道战史，日本战史更像是权谋计策的战史，与其等待历史来证明，不如面对自身的真实想法，这样更能了解历史的机制。就像如今军人政治家禁止文人提笔书写寡妇的爱情一样，古代的武人也需要通过武士道来了解自己和部下们的弱点。

小林秀雄把政治家这类人称为一种没有独创能力，只会管理和支配别人的人种，不过这种描述好像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大多数政治家基本都是如此，但少数的天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管理和支配方法，这些方法成了平庸政治家的典范，以一种历史的形式贯穿了各个时代，各种政治，显示了生者巨大的意志。就政治而言，历史不是由个体串联构造的生物，它生来就是吞没个体的另一种巨大生物，而政治也一直在历史的形态方面进行着巨大的独自创新。发起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2]还是军部？肯定是跟他们脱不了干系，但这场战争肯定还跟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历史的无法动摇的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不过是服从命运的孩子。就算政治家独创能力弱，政治在历史的形态中怀着独创能力，怀着意欲，迈着无法停止的步伐像大海波涛般前行。是怎样的人想出了武士道？这也是历史的独创，或是嗅觉？历史总是能嗅出人类。因此，武士道虽然是针对人性和本能的禁止条款，是不人道、违背人性的东西，但它又是一种洞悉了人性和本能后的结果，就这点来说，它又完完全全是人道的东西。

我认为天皇制是极为日式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独创性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立的。虽然天皇有时也会自己发动一些阴谋，但他们一般来说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阴谋通常都会失败。天皇自己或是遭到流放，或是逃到深山里，最终其存在往往会因政治性原因而得到认可。这些阴谋在社会层面被人遗忘时，就会在政治层面上被抬出来，因此其存在的政治原因就是政治家们的嗅觉。他们洞悉日本人的性情，从日本人的性情之中发现了天皇制。这种制度不是天皇一族专属，如果能够取而代之的话，换成孔子、释迦都没关系，只是当时没能找到替代的而已。

至少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都嗅到了一点：要想自己永远兴隆——虽说不可能永远，但他们是这么希望的——下去，就得立一个专制君主来保证自己的这份永远。平安时代的藤原氏[3]虽然非常自作主张地拥立天皇，却对自己地位在天皇之下这一事实不抱任何疑问，也没有认为是种困扰。通过天皇的存在来处理御家骚动[4]，弟弟驳倒哥哥，哥哥打败爸爸。他们天生就是实际主义者，只要自己这辈子过得高兴就够了，所以才会喜欢并满足于制定盛大的朝廷礼仪、拜贺天皇这类奇妙的形式，因为参拜天皇既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威严，又是一种能让他们自己感到威严的手段。

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其实很蠢。电车每次从靖国神社下面拐过，我们都要被迫低头，这愚蠢的行为虽然让我们很无语，但对于某类人来说，或许只有这么做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我。因此，我们虽然嘲笑向靖国神社低头这种愚蠢的行为，但在别的事情上，我们自己或许也正在干着同样愚蠢的事，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愚蠢而已。宫本武藏在赶往一乘寺下松决斗途中，从八幡神社前路过，本来想参拜[5]却又放弃了。他的教诲——“吾不仰仗神佛”源于他自身的性情，也是针对自身性情而发的一句悔恨之言，也就是说，我们会自发参拜十分愚蠢的事物，只是没有意识到该事物有多么愚蠢而已。道学先生暂且站在讲台前给学生们传道授业，但他们多半也会从这件事中体会到自身的威严和自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