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流血。如果你有一面镜子，对着镜子伸出你的舌头，你会看见自己的舌头可能已经肿起来，或者，也可能收缩了，而且干燥到裂开。你的嘴唇开始皲裂，像粉一样地脱皮。

夜盲，开始了；黄昏一到，你就像瞎子一样，摸着墙壁走路，什么都看不见了；白天，对光异样地敏感，一点点光都让你的眼睛觉得刺痛，受不了。

你会贫血，站立着就头晕，蹲下就站不起来。你会泻肚子，泻到虚脱晕眩。

你脖子上的甲状腺开始肿大，你的肌肉不可控制地抽搐，你的四肢开始失去整合能力，无法平衡，你的意识开始混乱不清、目光混浊、涣散……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

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45]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

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

“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图：年轻的于祺元，在长春】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坎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46]

解放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