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102]

彭清靠回家后对儿子明敏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彭明敏其实了解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103]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104]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