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泪了。

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销。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

内战中，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是中共特色，被宣传为“人民战争”。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人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

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160万，二夫一兵。

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150万。淮海战役中高达543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2亿2干5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人民战争”。

那么，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大陆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它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1947年3月到6月，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康生指示把地主的家人也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

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其实，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象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甚至男女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是要干部们鼓励暴行“工作组”。

毛泽东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1947年8月16日到11月21日，他在陕北佳县，他街道报告说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1948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1亿5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当时的政策是10%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起码1千6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支持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在河北看到土改后也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于是，目的达到了；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

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1947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120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泽东也利用土改想使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链”，其中一个是毛25岁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1947到1948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