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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洞”的出口处，是一条厚厚的布帘。一转眼，奥本就穿过那布帘出去了。大卫知道现在该动手了，于是他也快跑几步，掀起布帘，冲了出去。

令他无比惊讶的是：外面的天居然没有黑！

爱尔兰人先发制人，向他开了一枪，大卫只觉得胸部一阵剧痛……

凌晨三点，纺车俱乐部正准备打烊。

坐在俱乐部办公室的查尔斯和珍妮突然看见一个人走了进来——那居然是奥本！

奥本一手握着自己的手枪，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无声手枪——显然，那是美国人的。

“这是怎么……”

“没想到吧？你们俩应该都没想到吧？没想到我还活着。”

珍妮向他走了两步，但奥本用手枪指着她，阻止她靠近。“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家伙！请美国佬来杀我，你应该自己动手。珍妮吻我，在我脸上留下一点磷光，可是那个美国佬忘记了一点——伦敦的纬度在纽约北面11°的地方，在六月中旬，伦敦到了晚上十点钟后，天还是亮的！”

“你想怎么样？”查尔斯感到嗓子有些发干。

爱尔兰人笑而不答，好像这一刻他等了很久了。当查尔斯的手朝桌子下的按钮伸去时，奥本已经扣动了扳机……

妈妈的金戒指

小镇居民都有好记性，凡是住过小镇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我妈妈遇害时，很自然地，镇上的人首先怀疑爸爸是凶手。可因为迟迟找不到真凶，案子也变成了悬案，一直没有破，于是，爸爸只能背着黑锅度过余生。

那年，我才十一岁，姐姐露西十四岁。我们的家住在小镇的南端，那是一幢又脏又破的小木屋。

小时候，我们家徒四壁。一个火炉是我们家唯一取暖的东西。虽然它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但却没有让我们的家变得更暖和。

爸爸的职业是油漆匠。即使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他凭借着油漆手艺，仍可以养家糊口。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时常挣扎在忍饥挨饿的边缘。

爸爸在小镇上的人缘不错，尤其是和女人，他有许多红颜知己。爸爸并不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但我猜他一定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爸爸个子很高，四肢纤细瘦长，脑袋却大得不相称——宽阔的额头，尖尖的下巴，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乌黑的眉毛卷曲着。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害怕他的眼睛，他那对从弯曲的眉毛下向外窥视的黑色小眼睛，常常让我不寒而栗。

妈妈在我记事以前就死了。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虽然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照被镶在银色镜框里，并摆放在收音机上，可是我很难把照片上那位苗条、漂亮的女子和我记忆中的妈妈联系起来。我记忆中的妈妈比较胖，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她的手指上戴着一枚金质婚戒，那细细的戒指几乎嵌进她的指头。

我记得妈妈被谋害的时候是在三月初，是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季节。

那天晚上，我和姐姐找到爸爸，请求他允许我们看电影。没想到爸爸欣然同意了，因为以前爸爸总是说，不要把钱浪费在那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但那晚，爸爸比平时宽容了许多，我和姐姐一开口，他就答应了。他给了我们买票的钱，我和姐姐高高兴兴地去了。那部电影叫《英勇船长》，以至于之后的好长时间，我都不敢再看斯宾塞·崔西的电影。不过姐姐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大约在晚上九点五十，我和姐姐看完电影，从镇中心步行大约一里路回家。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天气有些寒冷，南风迎面刮来，我和姐姐不得不每走几步，便背过身去，用戴手套的双手遮住脸，倒退着行走。

当我们转过一个拐角，远远地看到自己家的时候，我和姐姐感觉到仿佛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似乎有许多人在那里围观，还有警察。

“难道是唐·金家出事了？”姐姐不住地猜测，“他一定又喝醉了吧？不应该啊，他妻子平常不报警的。”

而我的脑海里则充满了不祥的预感。那些围观的人群，嘈杂的声音，一闪一闪的红灯，都使我感到深深的恐惧。

当我们走近一点之后，我发现许多人站在我们家的门口。在微弱的星光下，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注视着我和姐姐，我们开始快速朝家里跑去。

我们跑到家门口时，邻居们正在七手八脚地把我妈妈抬出来，送到救护车上。邻居的胖太太一把将我搂住，把我的脸挡在她宽大、柔软的胸前。

我听见姐姐在尖叫，她试图挣脱胖太太家的双胞胎男孩儿，他们在阻止姐姐扑向妈妈——妈妈正被医护人员抬走。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当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邻居的胖太太来我家借糖，准备做巧克力软糖。她敲了几下门，却没有人应答。胖太太推开了虚掩的门，却意外地发现，妈妈正躺在卧室的门边，已经断了气。当她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的尖叫仿佛要让屋顶都塌下来。几分钟后，当爸爸赶回家时，救护车已经到了，可一切都晚了。

警察把爸爸带走，进行调查。不过爸爸拿出了所谓的“不在场证明”。他先去蓓蕾咖啡厅喝咖啡，后来又去阿福撞球场玩撞球，最后，他还去了艾利酒吧，和胖太太的丈夫一起喝了两杯啤酒。每个地方都有目击证人，证明爸爸并不在凶案现场。

但是，在这个晚上，爸爸仍然有许多机会可以回家下手。于是，小镇上开始出现了许多非议。许多居民认为，那晚他之所以答应让我们姐弟看电影，是为了支开我们，以便作案。但他们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