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特定领域专家。其中包括英军总司令部的布里奇曼子爵、皇家海军的布什上校、皇家空军的林恩少将（Michael Lyne）、发电机室的罗斯基尔上校、掷弹兵卫队的布里吉斯（John Bridges）、赫德号的洛夫、小型船只局的贝瑞（W.Stanley Berry），以及船务部的贝勒米（Basil Bellamy）。杭特将军（Sir Peter Hunt）替我恶补英国军团的结构，我确实是个幸运的美国人，在这项错综复杂的事件上，有卸任的帝国总参谋长来当我的家教。

参与者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在行李箱和阁楼里翻箱倒柜，寻找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明那段经历的，被湮没已久的文件。鲍德温（A.Baldwin）、托德（J.S.Dodd）、法尔利（F.R.Farley）、贾贝兹-史密斯（A.R.Jabez-Smith）、奈特（W.P.Knight）、兰利、李（R.W.Lee）、拉姆齐和沃特金（N.Watkin）掸去了旧日记上的灰尘。其他人寄来他们趁着记忆犹新时写下的详尽记录——例如琼斯（G.W.Jones）、韦伯（W.C.Webb）和柴高维奇（R.M.Zakovitch）。关于加来，华特（Fred Walter）贡献了非凡的三十一页手稿，让我看清那段颇富争议的历史，得到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内幕。

某些已过世的当事人，家属慨然协助。巴尔克太太寄来父亲吉普森少校（J.W.Gibson）的日记，罗伊·弗莱彻则对他的父亲——一等水兵弗莱彻（C.L.Fletcher）做了一番精彩描述，佛沃德太太挑出哥哥麦特卡夫（Syd Metcalf）的一封有趣书信。贡献良多的遗孀包括了考顿太太和史迈利太太。

两个案例值得特别一提。首先，戴维·拉姆齐提供了他杰出的父亲——拉姆齐上将——的个人信件，包括一沓寄给拉姆齐夫人的家书，生动描绘了弥漫在发电机室的那股孤注一掷的决心。其次，通过我的朋友普特曼（Sharon Putman）的接洽，史提尔太太贡献了她勇敢的叔父——赖特勒中校（Charles Herbert Lightoller）——的一封书信。信中反映出小型船只人员的精神，并且显示赖特勒中校从未丧失他在“泰坦尼克号”担任二副时帮助他度过险境的热忱。

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各个分会替我收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此，我特别感谢格拉斯哥分会的韦伯（W.C.Webb），以及斯托克分会的霍德尔（A.Hordell）。我也要对我的朋友古鲁特（Edward de Groot）致谢，他让我注意到了凡汉默上尉（Lodo van Hamel），他是拉姆齐救援船队中唯一举着荷兰国旗的舰长。有关凡汉默的详细资料，则由荷兰皇家海军部海军历史局卸任局长范奥斯唐中校（F.C.van Oosten）慨然提供。

在法国，我很幸运得到海洋博物馆（Musée de la Marine）副馆长埃尔维·卡拉斯的全力协助。卡拉斯是“美洲豹号”驱逐舰和“爱蜜莉德尚号”扫雷舰的幸存者，这两艘船双双在敦刻尔克沉没。除了亲身帮忙，卡拉斯博士还借给我重要的法国档案，并且安排了两场关键访谈：一场跟奥方少将，他说明了达朗总部的想法；另一场则跟土鲁斯-罗特列克中将，他描述了“热风号”驱逐舰被击沉的过程。我真希望卡拉斯还在世，能读到我写给他的衷心谢词。

桑默斯（F.Summers，当时叫作费尔南·史奈德）让我得以一窥法国拖网扫雷舰上另一个层面的有趣生活。桑默斯先生是敦刻尔克本地人，格外与众不同。他一开始加入法国海军参战，最后从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总而言之，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

在德国，我专注于访谈老飞行员，因为德国空军的成败攸关了敦刻尔克的命运。我觉得我的问题得到坦诚的答复，为此，我深深感谢法尔克（Wolfgang Falck）、嘉兰德和曼奈特（Hans Mahnert）。埃勒曼上校（Rudi Erlemann）在一九四〇年还是个小男孩，但是等到我逼着他帮忙时，他已经是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空军随员。他对德国空军的表现充满了精辟见解。

至于德国的其他面向，我受惠于五十六步兵师的信号员费格纳（Willy Felgner）；卢格海军中将（Friedrich Ruge）一名睿智的老水手，对德国海军的表现有深刻评论；戈培尔宣传队的摄影师施密特（Georg Smidt），以及曾经跟希特勒亲口谈论敦刻尔克事件的斯皮尔（Albert Spper）。斯皮尔不经意地提起，任何人若是以为希特勒有意“放英国人一马”，那就太不了解元首了。

有关敦刻尔克的书面资料浩如烟海，幸运的是，有一大群工作认真的文件管理员和图书馆员随时准备好协助有心研究的学者。在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福朗克兰博士（Noble Frankland）的热心员工让我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特殊藏品管理员萝丝·库姆斯（Rose Coombs）是无数美国研究员的女英雄，我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