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〇年）提供了装甲部队挺进时的逸闻趣事。古德里安的Mit den Panzern in Ost und West（一九四二年）其实是以古德里安之名汇集的目击者故事，不过其中由费雪上校身历其境撰写的关于加来的内容，确实是一篇好文章。亨克尔的《地面攻击报道》（一九四一年）中，有关敦刻尔克的章节生动描绘出德军进城时的满目疮痍。

战后至今，德国涌出大量有关敦刻尔克的文章与著作。宣传性的部分消失了，继之而起的往往是妄想、揣测和推诿。某些资料已被翻译成英文：布鲁蒙特利（Guenther Blumentritt）的Von Runstedt:The Soldier and the Man（一九五二年）；嘉兰德（Adolf Galland）的The First and the Last（一九五四年）；古德里安的Panzer Leader（一九五二年）；杰考布森（Hans-Adolf Jacobsen）的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II（一九六五年）；凯瑟林的Memoirs（一九五三年）；卡尔波（Werner Kreipe）的The Fatal Decisions（一九五六年）；瓦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的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一九六四年）。相关访谈可以从哈特的The German Generals中找到。

希特勒的“休止令”受到权威人士在以下著作中的严厉批评：阿肯（Wolf von Aaken）的Inferno im Westen（一九六四年）、波尔（Peter Bor）的Gespr?che mil Halder（一九五〇年）、布克海特（Gert Buchheit）的Hitler der Feldherr;die Zerst?rung einst Légende（一九五八年）、英格尔（Gerhard Engel）的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1938-1943（一九七四年）、利斯（Ulrich Liss）的Westfront 1939-1940（一九五九年）。此外，还有其他批评出自较不知名的作者，尚未被翻译成英文。

至于一般性的背景材料，我往往倚重戴顿（Len Deighton）的Blitzkrieg:From the Rise of Hilt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一九八〇年）、夏勒的经典作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泰勒（Telford Taylor）的The March of Conquest（一九五八年）、托蓝（John Toland）极其畅销的Adolf Hitler（一九七八年）。这些书籍帮助我理解事件的脉络，其中，泰勒的附录更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鸣谢

“我个人觉得相当不齿，”皇家野战炮兵团第六十七营的一名成员写道，“我看见军官扔掉他们的左轮手枪，我看见士兵射杀争先恐后上船的懦夫。”

“他们的勇气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容易，”海军岸勤大队的一名信号兵追述同一片海滩上的同一群人，“能认识他们，并且和他们生在同一个时代，我与有荣焉。”

对第十一旅总部的文书员来说，这场撤退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混乱”。第三军团的总部人员则觉得是一次“溃逃”是一项“耻辱”。但在第四师一名摩托车通信员眼中，这次行动证明了“英国人是一个打不倒的民族”。

他们说的有可能是同一场战役吗？在我尝试拼凑事件始末的过程中，偶尔觉得敦刻尔克当事人之间，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非常热心帮忙。超过五千人响应了我的“战斗号令”，而他们愿意付出的时间与心力似乎没有极限。

兰利中校花了三天带我走访周边防线，并且特别介绍了冷溪卫队第二营负责据守的区段。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的罗宾森（Harold Robinson）荣誉会长安排我参加协会的一九七八年年度朝圣之旅。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我得以亲身接触这些老兵，聆听他们的回忆、感受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向心力。我尤其感激艾特肯牧师（Leslie Aitken）、巴特森（Fred Batson）和埃尔金斯（Arthur Elkin）为我花的时间。

位于利兹（Leeds）的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总部，不厌其烦地为我接洽该组织广布全世界的分会，正因如此，我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宝贵协助，例如塞浦路斯、津巴布韦、马耳他、利比亚、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伦敦分会特别出力，为此，我必须额外感谢艾伦（Stan Allen）、拉比兹（Ted Rabbets）和史蒂芬斯（Bob Stephens）。我同时得感谢协会的杂志编辑克森上尉（L.A.Jackson，绰号“Jacko”）替我宣传我的初衷。

我受到所有人的帮助，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仰赖几位特定人士，渐渐把他们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