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吧。

从这扇门进来

不时有人问我：“村上先生，您写随笔连载时，心中预设的是怎样的读者？”这么一问，倒叫我难以回答了。因为《an·an》的主流读者听说是二十岁至三十岁的女性，可二十岁至三十岁的女性是怎样一群人？她们在想些什么？我几乎没有具体的了解。我周边的女助手和女编辑也是，最年轻的（失礼啦）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于是乎，就算想预设读者，我也做不到。所以也不再自寻烦恼，反正就拣自己想写的东西写——我心里只惦记着这么一点。这样做似乎有点只顾自己，不过我是别无选择。对不起了。

反过来，对我来说，正因为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预设读者，文章反倒能写得更为自然。既然没有“这些东西非写不可”之类的束缚，就可以悠然自在地施展手脚。呃，这其实也是我在《an·an》上写连载的原因之一。

比作做饭团的话，就是要精心挑选大米，细心煮成饭，然后用恰到好处的力度，利落地捏成团。这样做出来的饭团，不论谁吃都会觉得味美。我乐观地认为文章也一样，只要是真心实意地“捏出来”的，就能超越性别和年龄，里面所含的情感大概就能比较顺畅地传递。如果说得不对，那就抱歉啦。

我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是相当杂乱无章，整天瞎忙。一般人都是先从学校毕业再就职，然后结婚。我则完全颠倒，是先结婚，再工作，然后再从大学毕业。要说乱七八糟，也确实够乱七八糟的，可结果就成了这么个顺序，所以也无可奈何。又不是小孩子的钢琴汇报演出，不能说一句“不好意思，弹错啦”，然后从头再来一遍。

于是我还没弄清楚所以然，二十多岁的时代就手忙脚乱地过去了。它推开这边这扇门走进来，就这么穿堂而过，从那边那扇门走了出去。要说那十年间我还记得些什么的话，就是一天天拼命干活、经常债台高筑、养了许多猫咪。就这些了。其他事情几乎毫无记忆。也没有时间停下脚步不慌不忙地思考问题。甚至连自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这样的疑问，都不曾浮上脑际。

因此与世代无关，普通人在二十多岁时究竟是什么样子，我都无从想象。那是欢乐的青春的延续，还是让自己顺应社会的痛苦过程，抑或是原本就不存在所谓“普世性”的东西？

你在二十多岁时又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曾经是什么样子？说实话，这是我真心想知道的问题。

本周的村上 在柏林看到过一家“素食主义汉堡包店”。进去吃了吃，出乎意料地美味。

难挑的鳄梨

世上有许许多多难事。比如说从学艺大学前到新木场去，坐地铁如何换乘才能最快抵达？这也是难度很高的问题。不过我个人觉得，世界上最大的难题，恐怕就是预言鳄梨的成熟期了。甚至应该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学者齐聚一堂，搞个“鳄梨成熟期预测智库”。没人给我成立个这样的智库吗？大概不会有吧。

不管怎么说，鳄梨的问题就在于无论是端详还是触摸，从外观上都弄不明白它究竟是能吃了，还是不能吃。满心以为“已经好了吧”，可拿刀一切，却还坚硬无比；觉得“大概还不行”，便搁在一边，谁知里边已经烂成糊状了。迄今为止，我糟蹋了多少鳄梨，真可惜！

不过世上有形形色色的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我曾住在夏威夷考爱岛北滩写长篇小说，附近有个镇子叫基拉韦厄。是座小镇，驱车只需一分钟就能穿城而过。沿着基拉韦厄通往灯塔的干道稍稍向右转，有一家小小的水果摊，在那里售卖各种水果的胖老太就能几近完美地说出鳄梨的成熟程度。

每次去买鳄梨，她都会叮嘱我“这个再放上三天”、“这个明天就要吃掉哦”，而她的预言准确得令人感动，简直不妨说是特异功能。我为那时间点的精确而感动，基本一直在她那儿买鳄梨。其他水果摊主的“宜食时间”指示大都是信口开河。

说到鳄梨的吃法，首选非加利福尼亚寿司卷莫属，不过做成沙拉也很美味。将黄瓜、洋葱和鳄梨拌匀，再浇上姜汁沙拉酱，这种简单的沙拉成了我家的传统菜肴。曾经有一阵子每天都要吃。

白天集中精力写小说，到了日暮时分，有时去基拉韦厄小镇上的电影院看场电影。遗憾的是这家电影院约莫两年就关门了。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神秘河》，我就是在这里看的。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只是在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胶片忽然起火，啪的一下断了。正惆怅地想着“只剩一点点了，在这种关键时刻可真是……”，只见一个人站起身，高举着双手吼道：“喂，到底谁是犯人呀（Hey, who’s done it）？”满场（其实最多也不过二十来人）爆发出哄堂大笑。

如此说来，昭和三十年代，日本的电影院里也有这种亲切的气氛。事后，我满怀眷恋地想。但悬疑片看不到结尾，毕竟令人心痒难耐，哪怕是把电影票钱退还回来也不行。

就这样，每当看到鳄梨，就不禁回忆起不知道结尾的《神秘河》。

本周的村上 假如有“鳄梨天妇罗盖饭”之类，我倒很想吃吃看。什么地方有啊？

得穿西装啊

我一直都是个自由职业者，因此几乎没有机会穿西装。世间说不定也有人“没有必要系领带，可因为生来就喜欢领带，所以每天必定要系上”。但在我身边，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当然也不干这种事。领带这玩意儿，不习惯的话相当痛苦呢。而且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