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建立了公教信友协进会，将宗教教义融入企业管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这张照片记录的，便是信友协进会唱诗班的一次排练。

宋棐卿的上述举措，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化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人际矛盾，以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从而获得最大化的效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宋棐卿堪为企业经营者的楷模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臣了，当个“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什么的，应在情理中吧。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颇具超前性的现代企业管理举措，在后来的岁月里却一度成了宋棐卿“调和阶级矛盾”、“统治工人阶级”的罪行。这张照片则在1960年代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被当做“用宗教麻痹工人阶级”（当年用作“展览”时，写在照片背面的文字如是说）的罪证，被公开展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图四 1940年代，天津东亚公司公教信友协进会的唱诗班在排练。

民国几十年，除了抗战前有过几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动荡与战乱之中，这无疑给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战乱与动荡并不就是民众生活的全部，即使身处战乱中，老百姓的日子照常得过。战争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百姓的生活，却无法使它中断。这两幅照片（图五、图六）均拍摄于1948年的长春。图五是竖立在长春街头的大幅新影片上映广告画，图六是在长春一间酒吧登台表演的鼓手。

此时国共内战方酣，长春已处在解放军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不仅十几万国民党守军与外界的联系逐渐中断，一般百姓的出入，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一场空前的饥馑正一步步逼向这座城市。生活在长春城里的人们，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但这并不妨碍最新的美国大片一部接一部地上映，而架子鼓手一旦登台演出，还是西装革履，头发依旧梳理得丝毫不乱，专注地沉浸在自己敲出的鼓点里……

从照片上看，架子鼓手的家什似乎过于简陋了，只有一面大鼓、一面小鼓，外加一个立镲，然而相对于远处隐隐传来的炮声，这里发出的，却是属于市井的、民间的音符，传递着平民大众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图五 1948年，竖立在长春街头的新影片上映广告画。

图六 1948年，长春市一间酒吧里一位登台表演的鼓手。

2011.6

老照片的“价值”

前些时候，到上海参加了一个老照片的收藏拍卖与研讨活动，见到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照片收藏家与收藏爱好者，新朋旧友，济济一堂，堪为老照片收藏界一次难得的盛会。

交谈中，来自杭州的一位老照片收藏家在谈到老照片的价值时说道：老照片的价值说来说去全在那一张纸，那张承载了诸多光学、化学工艺的老相纸，在经过了数十年、上百年岁月消磨后的奇妙存在。乍听之下，我有些诧异，也很有些疑惑：毕竟，一张老照片价值的大小，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至少照片上所定格的社会历史信息，是我们在衡量一张老照片价值时不能不考虑的。但，我还是多少理解了这位资深收藏家对老照片的那份特殊的情感与独到的认知。

或许，在他和那些地道的老照片收藏家眼里，只有那些原版的、多年保存下来的老照片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老照片（事实上，这些年在各种拍卖会上真正拍出高价的，也正是这样一些照片），所以他才如此强调那张“承载了诸多光学、化学工艺的老相纸”吧。?

苏珊·桑塔格也留意到了照片的这种作为物品的属性，“就静止的照片而言，物象同时也是物品”，照片作为“一件纤巧物品”，“人们可以持有它并一再观看”。作为物件的照片，与作为影像的照片，有时候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比如，一张老照片上的影像我们可以任意去复制（尤其在扫描、复制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而作为物件的照片却是无法复制的，你无论调动多么先进的技术手段，也无法复制模拟出一幅与那张老照片一模一样的实物照片来——虽然有些古董制造商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在照片做旧上绞尽了脑汁，结果却总是弄巧成拙。那张历经岁月消磨的“老相纸”，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让我想起了我与台湾的老照片收藏家秦风先生曾有过的讨论。起因是我在某辑《老照片》的“书末感言”里提到他的一次老照片展览时，称他展出的照片多为复制品而非原版照片，秦风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特意从台北打电话过来指出我的表述有误，说他拿来展出的照片并非是用老照片扫描以后复制的，而是用原底版放大的，应该视同原版照片。是啊，所谓“原版照片”，顾名思义，不就是用原底版印制（虽然今天的制作技术与当年的洗印工艺已不可同日而语）的照片吗？不过，若用上述那位老照片收藏家所强调的“一张老相纸”来度衡，这些照片虽然是原版的，恐怕与收藏家眼里那种纯粹的老照片还是有些不同吧。可见，对老照片价值的判断，乃至对老照片的定义，实在是一桩既复杂又见仁见智的事情。

不过回想起来，与焉上海的这次活动，最大的收获便是听闻了这句收藏老照片的独到心得，它无疑为我们理解与认知老照片开启了另一个窗口——尽管透过这个窗口看到的，对于《老照片》常年的读者来说，或许会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