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晚年的母亲每提到姐姐便老泪纵横：“你姐姐这辈子命太苦！”

作者感叹道：“这张照片摄于1966年5月18日。那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所谓‘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开始全面启动的标志。然而，像千千万万普通农家一样，父母亲和姐姐哥哥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在社会的演进中，芸芸众生不过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他们埋头于自己的生计，以求温饱，实在无力去感知行将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一些重大转折或变故。

一介草民与其所处的大时代，在许多时候，其实是很隔膜的。

“文革”结束以后，当一些离散的家庭再度重聚的时候，不少人仍选择了到照相馆合影，以为庆贺与纪念。在那些日子里，从城市到乡镇，几乎每一个照相馆都曾见证过中国人结束浩劫、走出苦难的庆幸与欢欣……而进入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后，随着照相机的迅速普及，一家人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到照相馆合影的景象似乎已越来越少见，人们更习惯于在自己家中或到户外的某个景点用自家的相机来完成这项“仪式”。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家庭相簿里后来添加的那些自拍的合影，虽然多了一些随意与率然，却没有了以往在照相馆里或请照相馆的师傅来定格时的那份矜持与庄重。

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是摄影方式的改变呢，还是面对照相机的芸芸众生呢？这或许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2007.10

“不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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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创办之初，从新华社摄影部的资料室里获益很多。

也是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吧，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新华社摄影部的图片资料开始对外开放，以新华社照片档案馆的名义，面向社会，开展服务，同时收取一定的费用。记得1996年的时候，对外提供一张五寸的黑白照片，连制作费和使用费在内，共收取五十五元。那时查阅的门槛也不高，只要持有单位的介绍信，即可获得热情的接待和服务。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查阅要求，到库房里提取相关的图册，有时因为资料太多，一次抱不了，便放在小车里推出来，然后一本本摞在你的案头。

图册悉为摄影部存档的原始资料簿，里面的纸张有的已经泛黄，翻动时，散发着淡淡的久置库房的特有气息。每张照片下面都附有详细的说明文字，图文对照，一目了然。说明文多是用老式的打字机打上去的，个别也有手写的。手写的文字，多系对说明文的校正或对图片的批语，诸如“不宜发表”、“曝光不足”、“左边的人裁去”之类。这些批语，不经意地透露着那个年代拍摄和选取新闻图片的标准，颇耐寻味。照片选好以后，把编号誊写在一张特制的表格上，在馆里的工作人员引领下到收费处交上钱，然后等着按时来取照片就可以了。如果是外地的，馆里还负责邮寄，通常半个月之内，便可如数收到选定的照片。尤其头两年里，所选的照片无论是涉及领袖人物还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馆方都予放行，从未拒绝提供。

再后来，就多了一些审批的手续，像上述两类照片，往往要经过相应级别的领导批准后，方可放行。有一次，我去挑选了一组拍摄于1956年公私合营时的照片，记录了荣毅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依然奢华的居家生活。大概是想通过展示荣毅仁的优裕处境，宣传工商业改造政策的英明，从而打消工商业者们的顾虑。记得画面中有荣家轩敞的别墅外观、家中的康乐棋室，等等。其中一张，是他的儿子面带微笑半蹲在庭院里，一手拄着猎枪，一手提着一串被击毙的麻雀在展示给人看，随附的说明文称其积极响应“打麻雀”的号召，一天打死了麻雀多少只，云云。工作人员看后说，这些照片要送领导审查，让我回宾馆去等消息。我告诉他们，我已买好了当晚的回程车票，没法再等。那位工作人员想了想，建议我先把所选照片的费用付了，如果审批通过，他们就把照片寄给我，反之，则退款。回到济南的第二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很抱歉，那些照片领导一张也没批准……结果，那些曾经被大张旗鼓炫示的照片，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尘封之后，竟也变成了“不宜发表”的，其中的奥妙，真是让人难以参悟。

随着审查的步步升级和收费的不断飙升，那个地方也就去得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了。不过回想起来，当年新华社照片档案馆以其丰富的馆藏和开放的襟怀，还是为《老照片》的成功创办，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持，而十几年前出入、流连其间的光景，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还是具体谈谈当初从新华社的档案图册里“淘”来的几幅当年“不宜发表”而通过《老照片》披露出来的照片吧。

其中一幅，是毛泽东与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一起的照片（图一）。《老照片》刊发这张照片时，随附了吴兵先生撰写的解读文字，其中写道：“1951年10月23日，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潘光旦见毛泽东来到自己面前，遂拄着拐杖从座位上欠起身，用握着烟斗的另一只手撑着桌面，微笑着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