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倒并“揭深批臭”。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刘少奇虽已被实际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指名道姓地侮辱、谩骂刘少奇的大字报和标语也早已铺天盖地，但在正式出版的报纸和广播电台里，提到刘少奇时，则一律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代之，因为那时的刘少奇仍是名义上的国家主席，直到一年以后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才被正式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种避讳，多少反映了对法定程序难得的一点尊重，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已殊为不易。

从照片的说明文里获知，正在发言的老贫农张永才驳斥“剥削有功论”的论据，是自己在旧社会被地主恶霸欺压剥削的辛酸家史。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刘少奇当年说到“剥削有功”，是针对“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而言的，意在安抚私营企业家，鼓励他们发展生产。建国伊始，正是在要不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问题上，刘少奇当年与毛泽东是有过节的，这一过节经短暂较量，便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而告结束。“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重提“剥削有功论”，所翻的就是这一段旧案。不过这一背景，不光照片上手举“红宝书”作批判发言的老大爷张永才和听他发言的社员们难以知晓，恐怕连批判会的组织者们也未必了了。从学理上说，张永才老大爷的辛酸家史与刘少奇曾说过的“剥削有功”原本风马牛不相及，但那是一个排斥理性的年代，批判会的目的只在于煽起与会者对被批判对象的愤怒与憎恨，而理性思考的缺席则恰好有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

图二，拍摄于1968年11月1日，照片的说明文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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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东辽县辽河源公社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在秋收大忙中到生产第一线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贫下中农同劳动，同学习，同斗争。这是革委会副主任战云祥（中）在劳动休息时向社员们谈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进思想革命化的体会。

如果说图一的批判会旨在煽起统一的憎恨，图二的讲用会则是为了帮助人们树立统一的思想。中国的各级官员，除了处理日常政务以外，还肩负另外一项使命，那就是统一辖区内民众的思想；而且在有些时候，后一项使命往往比处理政务还要紧，这多少延续了古代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文革”时期，整个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朝令夕改的情况也每每有之：一会儿号召造反，一会儿又倡导联合；一会儿强调“革命”，一会儿又鼓励生产；今天这个被打倒，明天那个又被揪出……凡此种种，都要求老百姓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这事儿看起来很难，其实做起来也容易，只要上面怎么说让下面跟着怎么想、怎么做就是了。那时候或针对某项工作，或强调某个观点，毛经常发表谈话或作批示，从“造反有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文斗，不要武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及“陈毅是个好同志”、“永不翻案靠不住”，到“《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水浒》的要害是投降”……这些谈话或批示，通称为“毛主席最新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且要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当年流行一种说法叫“贯彻最新指示不过夜”，三更半夜被招呼起来，拥向街头，敲锣打鼓，庆祝“最新指示”发表，几成家常便饭。

图二 1968年11月1日，吉林省东辽县河源公社革委会一位副主任在劳动间隙，与社员交流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体会。

图二里的这位下到生产第一线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学习，同斗争”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正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至于他正在“讲用”的“最新指示”是什么，说明文里并没有交代，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了。“讲用会”的全称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讲用会”，通常由主讲人结合自己的体验，介绍怎样运用毛泽东思想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讲用会”是“文革”中最为流行的一种群众间进行自我教育并进而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的方法。此外，“讲用会”还是那时的人们展示“才华”的机会和谋求上进的阶梯，那些年里，通过“讲用”脱颖而出、骤得富贵的，大有人在。而这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讲用”，则是在履行统一民众思想的职责。

图三，虽然拍摄的时间、地点与图二不同，但照片上的人们正在做的事情与图二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图三拍摄于1971年6月9日。说的是，“地处井冈山的茅坪大队党总支在当年根据地被破坏的旧址——思权村，向青年们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这幅照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处。一是那面写着“思权村”的木牌，井冈山到底是革命老区，光是一个茅坪大队，已知的“阶级教育现场”至少就有三处。只是“思权村”未必是原先的村名，恐系后来因政治教育的需要而改过的。将“当年根据地被破坏的旧址”称作“思权村”，显见是典自那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著名论述。

“思权”二字，在当时足以引发人们多方面的思考与联想，比如有权的幸福和无权的痛苦，比如政权的得来不易和珍惜的必要，等等，而茅坪大队的青年们在旧址前的所思所想，似乎另具“深意”。在照片的原说明文里有一段关于历史背景的交代，其中说道：“井冈山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