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的人都走散了，最后有个皮外套说她的名字叫“丽莲”，于是我们一起离开，走进了一家温暖舒适的小旅馆。

二

早晨，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早餐；室外灰蒙蒙的，雾气朦胧，威廉·布莱克笔下的烟囱里冒着煤烟，丽莲说：“宝贝，再来一次，然后我要为今晚的生意做准备。”完事后，我告别了她，付了房钱，去小旅馆或宾馆有壁炉的阅览室抽烟休息。在那里，一位身穿花呢外套又高又胖的英国人正抽着一个大烟斗，对着一位身穿花呢套装的干瘪丑老太说话，声音洪亮真诚，但有点夸张，他们用柴郡 [10] 杯（不管它们是什么茶杯）喝茶。壁炉里火呼呼地烧得很旺，像那个英国胖绅士的眼睛一样闪着亮光，发出噼啪响声。据我看来，他们戒心重重，实在不想别人干扰英国。我想跟那个男士交谈，可我害怕那家伙，他让我想起毕林普上校 [11] ，手里拿着鞭子，神气活现，高傲自大；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如果我真的与他交谈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苏格兰威士忌，酗酒，满城乱转。在那些岁月里，美国人对亲爱的古老的英格兰有一种天真幼稚的敬畏感。今天，我已经没了对英格兰的敬畏，因为他们太努力尝试变成跟“我们”一样。这是真的。这不是剑桥的谎言。

三

早晨，我和几个美国飞行员在皮卡迪利广场的啤酒吧里喝了几杯冰啤酒，这里的酒吧冰镇啤酒，以符合美国人的口味。我在四处转了一圈，一次空袭中甚至还在一个公园里小睡了一会儿；随后，我得摸索着回针线街去，因为丽莲或者什么事或者什么人拿走了我大部分的钱，我认为可能在皮卡迪利广场黑咕隆咚的情况下，钱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去向一家美国船运公司办事处借钱买火车票回利物浦。有个老头带着一把雨伞，戴着一顶卷边毡帽，他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傲慢地说：“我说，去针线街走哪条路？”怎么，这里是该死的英格兰银行街，对吗？总之，我拿到了钱，上了火车，回到利物浦时已是深更半夜，当我试图走回码头我的轮船那儿时，我在河边附近的纪念碑处遇见了另一个丽莲模样的妓女，她说：“嗨，宝贝儿！”就像我在故事前面说过的那样，站着倚靠在纪念碑上。可是，在我回船的路上（我认识路），又有一次空袭灯火管制，你认为我会有一点点害怕那些德国人可能投来的炸弹吗？老天作证，我绝不害怕！在码头区那些卵石铺成的街道正中心，我一手攥着从针线街借来的钱，另一只手拿着一块他妈的大卵石，我像加拿大印第安人那样蹑手蹑脚地走着，因为在灯火管制的黑夜里，我能听见他们躲在那些门道里的呼吸声：恶棍暴徒，行凶抢劫犯，他们引发了柏油马路上的殴斗，而且他们不付房租。

四

就在我们准备起锚远航布鲁克林前的最后一个早晨，我构想出了《杜洛兹传奇》，那是个灰蒙蒙下着雨的早晨，我坐在水手长办公室的打字机前，我想他正在最后一次酗酒，我看到了这一点：用毕生精力写出我亲眼目睹的事情，用我自己的语言来叙述，用我决定的风格来写，不管是二十一岁还是三四十岁，或者岁数更大一些的时候，把我的见闻汇集在一起，作为当代历史的见证，供未来研究，让后代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人们当时的真实思想是什么。

很自然，我没被选中代表洛厄尔高中毕业生发表告别演说是件好事，我从另一所学校毕业了。

于是，我们起锚远航，越过爱尔兰海，此时遇上了风暴，就像乔伊斯所说，风暴汹涌蛮横，请上帝帮助我。随后，我们再次绕过苏格兰海湾，驶入大西洋，我们与大不列颠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的东西，只有收音机里BBC微弱的播音。

一场巨大的风暴迎面袭来，“嘶嘶”，潜水艇在攻击，巨浪猛烈撞击着“乔治·威姆斯”号的船舷，撞击力如此之大，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放下我们的救生船。现在，我们卸掉了炸弹，船轻了，在海面上上下来回颠簸；可是，如果船上那可怜的、几乎像人类一样脆弱的舱壁被击中，或者威力强大的德国鱼雷进入船体内，将船击沉的话，我们不可能幸存下来，我们这些人就会像上下漂动的软木塞，终将被冻死（在我们航道遥远的北方）；所以，我们只能闷闷不乐地坐在厨房里，所有的舱面水手和乘务员都在那里，穿着救生带，呷着咖啡，玩着跳棋，煮着可可茶，黑人二厨穿上一件多余的救生衣，高声喊道：“好吧，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要出舱了，”说完他独自奔上了甲板。

“他到哪里去？”水手长一边移动一个跳棋子一边说，跳棋子随着轮船上下颠簸而滑动。

“没有地方可去，”我说，我在此次航程中已经说过四个字，这次说完了我最后的六个字。

甚至没人抬头看一眼。

杜洛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说话。

不过，我们有惊无险，在冰岛向左转，回航布鲁克林，停靠在位于乔拉利蒙街的莫尔麦科马克码头，在那里，你可以看见河对岸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黄昏时刻灯火通明，也能看见钢筋水泥大楼间所有狭窄的街道支路，它们会把你引向餐馆、金发女郎、父母、朋友、恋人、温暖、城市、婚礼、游行、旗帜、啤酒沙龙……

五

哇，我们都拿到了用棕色信封装的工资，我对所有我可怜的同船船员一下子说了几箩筐话，因为有人把啤酒带上了船，我喝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