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中盐法是最能体现明朝国力不断衰弱的一个具体事例，而且从中能体会到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以及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越是深入，就越会发现在封建王朝这个框架内，所有的努力都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没有万世不变的完美制度。

　　因为明初几十年实行的开中盐法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参与各方的利益。从当时的角度来说，开中纳盐就是相对完美的一项制度，所以《明史》中有言：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但是到正德五年，所有的一切都大变样了。

　　首先，盐业自春秋以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历朝历代都把盐法作为国政中最为重要的几项政策之一。

　　因为盐业有两个特点。其一，食盐生产受产地所限相对集中，所以容易被控制；其二，食盐是人体必需品，所以利润丰厚。

　　《汉书·食货志》记载商人‘役财而骄又不佐国家之急’，这些商人从事的行业要么是煮盐、要么是冶铁。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面对北元残部的威胁，因其游牧的特性，在茫茫大漠之中难以寻找，所以始终无法彻底消灭，即便打跑了，过上几年蒙古人又会内迁‘驻牧’。

　　所以大明不得不在西起甘、凉，东至辽东的漫长国境线上驻扎重兵，这样，就需要大量的供给。

　　然而粮食运输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粮食不方便保存，容易变质，且路途非常遥远，主要产粮的关中、中原地区距离边境防线都有数百里至上千里，北方也没有河道进行水运，所以如果官方来运送这些粮食就是沉重的负担。

　　基于此，朱元璋就在宋代“钞盐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开中法。

　　主要做法就是官府出榜召商，写明纳粮的地点与所获得的盐引，这叫“开中”；

　　随后盐商根据这些条件，自报纳粮数量，并根据要求将这些粮食运送到指定地点，换得仓钞，这叫“报中”；

　　盐商持仓钞到盐运司等待兑换盐引。盐运司会对所有的凭据进行核对，确认无误之后就将盐引交予盐商。盐商根据已获得的盐引到产盐的盐场支盐，这就叫“守支”。

　　支盐以后，这些盐要送至指定的批验所核验，核验无误以后就可以送到指定区域售卖。

　　这一套盐法的本质，是利用盐业的高收入来吸引商业力量完成本该属于政府的运输任务。

　　开中法施行以后，边境地区的粮食问题大为缓解，以至于出现“九边积谷为多、物多价贱”的局面。正统、成化年间明朝东部的辽东、西部的延绥和宁夏等地的粮价大约为4－5石/两。

　　这与内地的粮价几乎趋同。

　　可内地是产粮地，它的价格低是省去了大部分的运输成本，在边境地区能有这样的粮价与开中法的成功不无关系。

　　于是大明的北方的军需得到解决，朝廷的压力骤减，商人也能够参与到盐的生意里，各方都有动力去维持这样一套制度。

　　再后来，商人根据自己在开中法中扮演的角色又开始分化为边商、内商和水商。

　　因为长途运输始终面对成本极高的问题。所以商人想出一个办法，我为什么不能在边疆地区直接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呢？

　　所以明朝中前期开始出现了‘商屯’。他们用这些粮食换取盐引，然后将盐引卖给内商，直接获利，省去了后面再支盐、卖盐的流程。

　　内商也不愿意从事几千里的运输任务，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从有盐引的边商手中购买盐引，然后到盐场支盐。

　　支取食盐以后，他们再分销给‘水商’，所谓水商就是沿着水路将食盐销售出去的群体。

　　而对于朝廷来说，只要有粮食，那就发盐引，至于是不是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那也没关系。

　　所以中前期边疆地区商屯大兴，《明史》记载：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

　　整体上来说，其实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粮食生产。

　　当然，故事的后来肯定不是这样美好。

　　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守支”，盐引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欠条’，按照道理来说，商人拿到盐引守支，就可以取盐。

　　但在封建皇权下，皇帝本身会有克制不住的欲望，不断的去开出这个欠条。比如说整个国家一年产盐一百万引，但是京师里画出来的盐引，可能有两百万引。

　　这从永乐年间就开始了，永乐皇帝五征漠北，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所以就有记载：当是时，商人有自永乐中候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

　　当有盐引开始壅滞，不能按照规矩支盐的时候，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占窝”。

　　道理很简单，你手里有盐引，侯爷手里也有盐引，你说盐场给谁支盐？

　　这个时候商人怎么办？

　　没办法，只能花银子去结交权贵和势要，这个行为就叫“买窝”。

　　这是从宏观角度来看盐法的败坏。

　　在微观层面，盐法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叫灶户，灶户负责生产食盐，相当于种地的农民。

　　但是我们都知道，灶户的收入会被官僚系统不断侵占的，

　　洪武初期，灶户产盐一引给米一石，称为工本米。洪武十七年，朝廷将工本米折钞，但是大明宝钞贬值严重。而且还要忍受‘总催’之类的上司勒索、欺压。身上有几个钱也给敲出去了。

　　这个时候灶户怎么办？

　　为了活下去，就只能偷偷的把自己产出来的盐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