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的。孙承宗只是一个必须适应、并能适应这种环境，还要尽力干好自己本职工作的高级官员、统帅。

高第则是一个为了推卸自己责任太过心切，而一时忘了帝国官场潜规则的官员、统帅。高第所说的话，可信度应该是非常高的；但这种事实，是帝国公开的秘密、一种代表着众多利益群体的帝国潜规则。所以高第说出这种话之后，马上就得“亲自上书，以妄言引罪”，因为他如果敢坚持自己的观点，恐怕死都不知是怎样死的。而人们也因为高第的“亲自上书，以妄言引罪”，所以并没有因此过份苛责过高第过错，在万恶的“阉党”统治年代里是如此的，在崇祯初年清算“阉党”罪恶之时，也显然没有一个因此过份苛责过高第。

实际上，帝国朝堂之上人们大呼小叫、高谈阔论，都在做着一幕幕类似于此的表演罢了。因为决定帝**事、政治、经济的是永远登不上台面的地、却是无处不在的潜规则；而帝国官员们需要说的话永远是大义凛然的、忧国忧民的、冠冕堂皇的官话。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的历史；永远是拥有话语权的东林党的光辉革命史。历史不是童话，他永远也不是正义与邪恶争斗的历史，但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通常都是这样的。

注1初，逆当死后，上欲因台谏言定「逆案」，大学士韩爌、钱龙锡不欲广搜树怨，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不悦，再令尽列以闻；且曰：『皆当重治，轻则削籍』。阁臣复以数十人呈进，上怒，不称旨；命分三等：曰称颂、曰赞导、曰化。且曰：『忠贤一人在内，自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内臣同恶者，亦当入之』。

于是案列甚广，几无遗矣。

三月辛未，廷臣上钦定「逆案」，诏刊布中外——共二百十八人，以七等定罪。（见《崇祯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