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转身回了柜台，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空白的纸，提笔在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表格——船号、粮商名、米粮品种、数量、查验结果、日期，留了几行空。他画完端详了一会儿，又在表格上方添了一行字：淮安校核站查验凭单，然后搁下笔，把纸折好夹进账册里，等下次船队北上时一道带过去。

淮安那边，吴讷收到茶壶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把旧壶的碎片扫了，把新壶搁在矮桌角上。那壶比旧壶小了一圈，可装水刚好够他一天喝的。他的竹椅从堂屋搬到了门口廊下，大约是天气热了，屋里闷，坐在门口能吹到河面上过来的风。那把竹椅的扶手被他握了又握，磨得滑润了许多，阳光从屋檐斜斜地照下来，落在椅边和鞋面上，并不晃眼。来查验粮米的人多了，有些赶路的货商会在他门口歇一脚，接一碗凉茶喝了再走。吴讷不说话，等人喝完把碗搁回桌上，才伸手把碗收了，端回屋里洗。

偶尔有人指着矮桌上那只新茶壶问一句这壶好看，吴讷便答一句苏州带过来的，其余的不多话。那只茶壶在矮桌上搁了半个月，釉面被日头晒得微微发暖，被雨水淋过又干了，水垢在壶口边沿积了一圈淡白，和那叠新印好的凭单一起，在那间老房子的门口慢慢变成某种固定的、不挪动的东西了。

傍晚时校核站的灯总是亮得比别家早。吴讷坐在灯下翻那本漕运录，偶尔拿笔在空白处记几行——今日过了多少船、拒了哪家的、谁家的米晒得不够干。纸页上摞了薄薄一层新墨，和旧墨叠在一起，像一棵树的新旧叶子同时长在同一根枝上，各有各的颜色和纹理。

端午前两天，淮安下了场急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半个时辰便收了，只留下满地的湿气。吴讷坐在廊下，看着院墙根那棵桂花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叶尖还挂着水珠，一颗一颗往下滴。他手里的茶已经凉了，碗沿那层水雾正要散去，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放回桌边。

晌午过后，一辆驴车在校核站门口停下来。赶车的是个熟面孔——苏州绸缎庄的小伙计，隔三差五便跑一趟淮安送东西。他从车上抱下一只木箱，箱面上写着字，搁在门槛边上，又从怀里摸出一封信递给吴讷：吴先生，沈掌柜让我送来的。箱子里是新印好的样单和几摞空表，信里写的是沿途几个码头回的话。

吴讷接过信，没有急着拆，先把木箱掀开看了一眼。里面码着厚厚一沓纸，最上面那张印着淮安校核站查验凭单几个字，排版比沈忠上回画的那张样表整齐了许多，每一栏的间距都调匀了，边角还压了一道浅色的暗纹。他把最上面那张抽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这才拆开手里的信。沈忠的字比上回从容了些：样单已印了二百份，先送去校核站用着。沿途码头我已托人递了话，镇江、扬州、济宁三处都有了回音，说认这凭单。吴先生只管把单子填好，让他们过了关接着走便是。另，端午近了，箱子里有一包新糯米和两把粽叶，是绸缎庄隔壁周大娘包的粽子，托我捎几个来给先生尝尝。不是什么金贵东西，图个节日的热乎。

吴讷看完信，把纸叠好放进袖中。他弯腰从木箱底层掏出那包糯米和粽叶，糯米是新打的，颗颗饱满，粽叶还带着清润的水汽。他看了看，搁在堂屋的桌上，又折回门口，把矮桌上那只粗陶茶壶端起来，往屋里挪了半寸，怕被过路的驴车蹭翻了。

那沓样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派上了用场。头一个来问凭单的是个常走济宁线的粮商，姓刘，跟沈家船队有过几回往来。他拉了一车新麦到校核站，吴讷照例验了货，在样单上填了数，盖了一枚小印——是他自己找人刻的，淮安校核站五个字，篆体，笔画圆融。刘粮商接过单子看了看，小心地折好揣进怀里，赶着驴车走了。半个月后他从北边返程路过淮安，特意停在校核站门口，冲吴讷喊了一句：吴先生，那单子在济宁管用了！码头查验的人看了一眼就放行了，省了我半天功夫！

吴讷正坐在廊下补一只竹篓，听见这话没抬头，手里的竹篾继续穿过孔眼，只应了一声：有用就好。刘粮商见他不抬头，也不多留，赶着车走了。他走以后，吴讷放下竹篓，看了看院里那棵桂花树。树比他搬来时高了一些，新枝发了，向四面伸开，叶色也比春天的深绿了些。他看了一会儿，又低头继续补手里的竹篓。

又过了些日子，那只矮桌上的粗陶茶壶旁边多了一只粗瓷碗，碗里搁着几颗青李，是过路的一个船工随手放下的，大约是赶路时在路边摘的，吃不完便搁在了这儿。吴讷没有碰那几颗李子，也没有挪开，任它们搁在碗里，被日头晒了几天，果皮从青绿色慢慢泛出一点薄薄的红，又渐渐干瘪下去。那只碗始终放在茶壶旁边，和茶壶并排立着，像校核站门口这方矮桌上多了两个固定下来、不必搬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