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矿工没回来。”

朱常洵的心猛地一沉。他想起父皇说的“盯着税监”，想起明慧信里的“管管他们”，可此刻他站在路边，看着那些矿工蹒跚的背影，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是福王，是父皇钦封的藩王，可他连阻止税监杀人的权力都没有——税监是父皇派的，直接对内库负责，地方官管不了，他一个刚到岭南的藩王，又能管得了什么？

往前走了没几里，就看到路边围了一群人。朱常洵让随从去看，回来的人说，是税监的人在收“鱼税”。几个渔民刚从江里打了鱼，还没上岸，就被十几个穿黑衣的人拦住，说“按规矩，每斤鱼要交三文税”，渔民说“昨天还是两文，怎么今天就涨了”，黑衣人头子就一脚把鱼篓踢翻，鱼撒了一地，还把渔民的渔网扯破了，骂道：“少废话！阮公公说了，鱼税涨了，不交就把你船砸了，人抓起来！”

渔民跪在地上，抱着黑衣人的腿哭：“大人行行好，就这点鱼，是我家祖孙三代的活命钱，交了税，我们就没饭吃了！”

黑衣人头子不耐烦，抬脚就往渔民胸口踹：“活命钱？阮公公的俸禄，王爷的藩王府，哪样不要钱？你的活命钱，算个屁！”

“住口！”朱常洵再也忍不住，翻身下马，快步走过去。黑衣人们见是福王，吓得赶紧跪下来，头磕得“咚咚”响：“小的不知王爷在此，死罪死罪！”

朱常洵没看他们，蹲下来，帮渔民捡地上的鱼。鱼还活着，在他手里蹦跶，带着江水的湿冷。渔民愣了，赶紧爬起来，也跟着捡，一边捡一边哭：“王爷……王爷您是活菩萨啊……”

“鱼税为什么涨了？”朱常洵问黑衣人头子，声音冷得像冰。

黑衣人头子哆嗦着回话：“是……是阮公公说，王爷要到广州了，要建藩王府，需得多征点税，给王爷……添点‘贺礼’。”

“贺礼？”朱常洵冷笑一声，“用渔民的活命钱当贺礼，你觉得本王会要？”他转头对知府说，“把这些人抓起来，交给顺天府问罪。鱼税按旧例收，谁敢再乱涨，本王饶不了他！”

知府吓得脸都白了，赶紧点头：“是是是，臣这就办！”

黑衣人们慌了，赶紧磕头求饶：“王爷饶命！是阮公公让我们干的，我们不敢了！”

朱常洵没再看他们，只是帮渔民把鱼装进篓里，又让随从拿了五两银子，递给渔民：“拿去，买张新渔网，再买点粮食。”

渔民接过银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朱常洵连连磕头，额头都磕出了血：“谢王爷！谢王爷救命之恩！”

朱常洵扶起他，想说“不用谢”，可话到嘴边，却觉得堵得慌。他救了这几个渔民，可韶州、广州还有多少这样的渔民、矿工、渔民？他能救一个，能救所有吗？阮昇是税监，背后是父皇的内库，他今天抓了这几个小喽啰，阮昇会不会报复？母族会不会怪他“多事”？

那天晚上，朱常洵在韶州驿站的院子里站了半宿。岭南的夜晚没有北方冷，可他却觉得浑身发凉。他想起离京时的不甘心——那时他怨的是“不能留在京城”，可现在他怨的是自己“没用”；他想起江南时的迷茫——那时他迷茫的是“该做什么”，可现在他迷茫的是“能做什么”。他第一次意识到，父皇把他派来广东，不是“流放”，是给了他一个选择——是做个浑浑噩噩的藩王，还是做个真正能为百姓做点事的王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