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料迎刃而解，以前由于没有柴火只能用干牛屎来烧水做饭，哪来的这么多的干牛屎！

使用煤炭却不一样，库伦城周边的煤矿资源丰富，供应给力，于是更多的人们进驻库伦才有可能。

除了大寺院，库伦城是大明驻外蒙古事务大臣衙门所在地及外蒙古自治事务大臣衙门所在地，两大臣一汉一蒙，共同组成了管理外蒙古的最高行政机构。

两大臣衙门位于城东，中间隔了一个一万平方米的广场，南边是大明驻外蒙古事务大臣衙门，北边则是外蒙古自治事务大臣衙门，广场中间则有一个大旗杆，飘的是大明的龙旗，每个周

一，两大臣衙门的官吏都集中一起进行升旗，表明了大明对外蒙古的统治！

库伦城是整个外蒙古的统治中心，有众多的行政机构，同时还有最多的医院与学校。

明代公共医疗机构的设置沿袭宋元旧制，于洪武三年（1370年）在南京、北京及各府、州、县设惠民药局。《明史》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

惠民药局是为平民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事务，军民工匠贫病者均可在惠民药局求医问药。遇疫病流行，惠民药局有时也免费提供药物。

洪武七年（1374年），又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贫病无依者，工匠、军人及其他老弱残者，都是收养对象，院中有医官担任治疗。《明史》记载：“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靠者，月给

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所需物资由所在府、州、县按时供给。

制度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明代以“士”为首，那些郎中能有多大的作为，都是单打独斗，惠民药局流于形式，无药可发，养济院里的民众是苟延残喘，时有饿死现象发生！

待到新明建立后，仿照东南国的公共医疗制度，把越来越多的民众纳入了“医保”的范畴，至少吃公家饭的家庭和交了“医保费用”的家庭是可以放心就医的，至于其他人等，还做不到全覆盖。

东南国则实现了医保全覆盖，所有的民众都有医保，虽说分了档次，可全民医保是敢大言不愧的。

而在外蒙古，提前实现了全民医保，对在蒙的明国军人与民众进行医保，所有的部族人也给医保，生病必治！

为此，加大了药物的运输量，再大兴土木，建设医院，仅库伦城就有五家大医院，病床数达到了一万张，而当时库伦城居民数不到三十万！

“这样我们的支出很大啊！”朝廷作出这样的决定时，有官员忧虑地道。

“不必担心！”主持此事的大学士堵胤锡温和地道。

“对于戎边、支边的军民，我们对他们负有重大的责任，要让每一个外蒙古的军民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乡！”堵胤锡说道，所有的官员一致点头，没人有异议。

外蒙古开发、守边之艰苦是官员们都清楚的，怎么能够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呢？！

“对于那些部族，我们是将取之，必先予之，当他们适应了我们给予他们的生活环境时，他们还能够跑吗？”堵胤锡说道：“外蒙古部族人桀骜不驯，我们既要用枪炮镇压他们，也要让他们看到跟随我们的好处！”

他的脸上展露笑容道：“不用我们花费太多，中药的良药苦口，他们还得有个适应过程呢。”

堵胤锡说得不错，部族人生病后习惯于去求神拜佛，请的是巫医去跳大神，到寺院里向神佛祈祷，一些部族人喝到苦苦的中药都给吐了出来！

事情有个适应的过程，先是“公家的”的部族官吏、职员与军人们受用了苦苦的中药，然后医院送医下乡，库伦城医院的“生意”这才好起来，渐渐地民众越来越信任中医，巫医不得不退出了历史舞台，神佛倒还有用，求的是一个心安。

库伦城里除了医院多之外，还有学校也多，官府建立全日制小学，首先就把“公家的”的部族官吏、职员与军人们的孩子收进去，然后幼稚园和职业学校建立起来了，最后是库伦大学，属于南京大学的分校，由大明甚至是东南国各所大学派出教员支边，进驻库伦大学。

经大活佛的同意，朝廷甚至在库伦还建起了一个国立佛学院，佛子们对佛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学习，按照双方协议，今后各寺院的主要僧众都要进佛学院里进修和学习。

不消说，以上的学校、学院肯定有汉语教学，均开展了经朝廷审定的国民教育，从幼稚园开始，外蒙古的小朋友们使用汉语，接受爱国爱蒙的的教育，他们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知很高，了解中华，无论是课本、师长的言传身教还是报刊杂志都告诉他们：“国家好，蒙古才会好，国家统一，蒙古人才会得到幸福！”

第1618节 北海

对外蒙古的国民教育成效显著，新生一代的蒙古人对中华、中国、明国的认同感大幅提升，他们了解国家，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与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明白自己从何而来，到哪里去，进而拥有了宽广视野和正确世界观。

在明军进入外蒙古十年后，新生一代的蒙古人几乎都有了汉名，用起了汉语，而“公家人”里的蒙古人更是如此。

外蒙古的变化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