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称“考察”或者是“考满”；另一种是以下制上，由科道纠劾，六科给事中是以下制上的主力军，一般地，吏部负责各级官员的考核，但同时要要给事中们负责把关，只有通过吏部和给事中的共同考核，才能对官员进行评判。

尤其在每三年的“京察”即考核在京百官时，给事中拥有不小的权利。

综上所述，给事中具备了人事监督、纪委和业务部门的权利等的权利，非同小可！

监察御史属于都察院，最高位置是左都御史，可与六部尚书同起同坐，负责监察各级官员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对官员经济政策的审核，

大部分的科道官员的官阶基本上不高，只等于地方上的七品县令，这是朝廷以小制大的一种措施，但不要小瞧他们，号称手握天宪，动辄地动山摇！

能够让这些品级不高的科道官员活跃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风闻奏事”体制，告人不用负责任，干嘛不告呢？

北宋自太祖开始留下不杀文官的祖训，基本为后代遵循，还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科道官员轻易不能杀，不可动，否则，你是不是心虚了，你怕什么？！

明朝自太祖立鼎，起初科道官员尚能积极完成其职责，但到了前明中期，吏治败坏，朝臣们结党营私，先后掀起一波波激烈的斗争。掌握谏言、参劾大权的科道官员常常成为党争拉拢的对象，以实现党同伐异、攻击政敌的目的。这种以敌人之是为非、以敌人之非为是的作风，很明显会让皇帝真伪莫辨，让政治信息失真、失灵，上下壅蔽的现象就会危害朝廷的统治。

明朝中后期，科道官员的行政职能、职业操守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所以在马士英所治的《前明国史》中明确地指出：前明亡于党争！

现在的皇帝还是姓朱，将来皇帝还是姓朱，不可能自家人打自家人的脸面，把责任推到奸臣的头上，从而干干净净地把皇帝洗白。

既有奸党，那么从属于奸党的科道官员充当了马前卒，经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其破坏力不容小觑。

新明既立，颜常武来了个一刀切，将“风闻奏事”给收了回来，科道官员还存在，但没有那种告人不负责任的权利。

他是海贼行强权，文官们虽有不满，但无人敢反他。

如此一来，科道官员的权利大缩水，带来了业务官员如六部官员、地方官员的威权上升，官员贪赃枉法，凭势欺人的事件渐多，民间怨气有所抬头，而执政的监国公主魄力不足，对于这样的情形控制不力，渐渐力不从心。

比方说，新明十年七月，兵部准备派遣兵部郎中赵新华前往北海，料理凯旋官兵夫船事务，朱真真接报后专门发布上谕，嘱咐这些人不要借机勒索地方、欺压百姓，尤其告诫中央官员不要和地方官员沆瀣一气。

然而她也知道虽然三令五申要严惩不贷，可苦于无人举报弹劾，有法难施。

御史本来应该对这种事上奏，可是问题在于“此等事，科道虽有风闻，因无实据，未便题参。地方督抚，又以官兵劳苦，不想得罪中央官员，不行劾奏，以致如此”。

朝廷既希望科道能够弹劾不法，又不愿他们风闻奏事，也就是说通过如何科道获得足够准确的信息，对于新明的统治者来说仍然是个很矛盾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朱真真除了再次强调要严惩不贷外，似乎别无他法。

之前还算好，待到皇太孙主持朝政，朝议汹涌，借机要求他恢复科道官员“风闻奏事”的权利！

……

听朱和坪述说他的苦恼，颜琨冷笑道：“这是反攻清算，必不可给！”

第1691节 朱和坪的难题

“科道风闻奏事不可信，是‘造作并无实据之浮言’！”颜琨断言道：“此权一给，则新明变前明，重覆党争旧辙！”

朱和坪无奈地道：“我也知道，但是不给的话，出现问题很多！”

他提到他的难处，一是有多位官员存在种种不法现象，但科道官员没作纠察，没起到应有的作用。二是科道官员上疏，要求归还风闻奏事的权利，附和者众。

点着手指头道：“内阁阁员中包括方士亮、周六一、吴易均认为有理，认为应该恢复科道风闻奏事权利，以节制官员！”

自三阁员打下，科道官员一边倒地要求恢复风闻奏事的权利，哪怕是新明任用的科道官员也不例外，可见明朝文官的惯性大得可怕！

毕竟新明开朝都没到十五年，有反复是正常的，党争恶习不可能一纸诏书就能够改变。

朱和坪说起内阁六要员中首辅马士英、次辅杨天生和老三堵胤锡都不同意给予这个权利，但他们受攻讦很厉害，马士英被人弹劾他之所以不赞成给科道风闻奏事的权利正是他想保住自己

不可告人的秘密，包庇他的党羽，以蒙蔽君王，马士英正是大明朝最大的贪官，罪不可赦！

此话是吏科给事中张文华所言，他是新明朝提拔的官员，但对于马士英殊不客气，弹章十分尖锐。

按当时朝制，科道之臣弹劾官员必须有真凭实据，没有证据的话就被追责。

于是朝廷问张文华既说首辅是大贪官，可有证据？

张文华说确切的证据无，他只有一颗丹心，马士英黑心！

听到朱和坪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