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初，议事厅内气氛凝重。

乾德皇帝高坐龙椅，高第跪在金砖地板上，三拜九叩后便一直低垂着头颅，连大气都不敢喘。

皇帝一脸严肃地看着他，身旁的王承恩却在暗自琢磨——

他如今最会察言观色，从圣主接见的时长与神情推断，除了公事轻重，多半还有个原因：

圣主对高第的事迹怕是不熟。

毕竟是一年半之前的旧事，谁会没事记着无关紧要的人呢？

堂堂蓟辽总督竟成了“无关紧要的人”，王承恩心里暗叹大明重文轻武积弊太深。

可他哪里知道，这压根与文武偏见无关——

他的主子本就对朝堂人事不甚了解，别说高第，就是三日一次的朝会，能叫出名字的官员也寥寥无几，这状况怕是要一直持续下去了。

“说说自己的罪吧！”

乾德皇帝的声音在议事厅里回荡，没有叫高第平身的意思。

他其实是想听一场发自肺腑的解释——

最近几个月，他反复琢磨明末旧事，终于想通了许多关节：

那时的溃败，不全是朝臣糊弄皇帝，也不全是皇帝刚愎自用，根子在于上下消息传递的彻底崩坏。

满朝文武没有直接获取前方军情的渠道，全靠猜测和小道消息，再用所谓的“聪明才智”加工臆断。

就像孙传庭困李自成于一隅，本需再坚持几日便能收网，可他没时间也没精力频繁上奏细节。

朝堂上的大臣们便开始脑补：

“孙传庭定是想养寇自重，借机向朝廷要官要钱要爵位！”

这种言论很快占据上风，一道道圣旨催着速战速决。

孙传庭本就虚张声势，全靠关键隘口勉强支撑，最终只能硬着头皮出战，让流贼逃出生天。

又如总兵周遇吉反复强调宣府的重要性，兵部的文官却认定他是怕了，想借机谈条件、开价码。

皇帝信了，周遇吉只能领着几千弱兵死守宁武关，而非据守武备齐整的宣化城以逸待劳——

这般荒唐，皆是信息错位与偏见作祟。

朱有建越想越心惊：

满朝文武都在“糊弄”皇帝，却又不全是故意。

他们引经据典，认定首辅当如神明，定下的国策必须立竿见影，稍有延迟便是“欺君”。

于是真正干事的能臣被送进诏狱，或死或贬，内阁与六部尚书换得比走马灯还勤。

可与之对比的是都察院御史台，全员几乎能久坐不倒，许多御史巡按能连任十几年。

一对比便显露出问题：

御史台中，东林党人竟占了大半。

大明疆域辽阔，本应党派制衡，一家独大无论好坏，终会出乱子。

幸好东林党中还有“阳明学派”的务实者撑着，否则朝堂早成了空壳。

他翻遍天启朝的史料，发现那时的朝堂虽说乱作一团，但大方向却未曾跑偏。

阉党、晋党、东林党、浙党、蜀党并存，各方势力相互牵制。

到了后期，阉党与东林党的矛盾虽然尖锐，却仍能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所谓“阉党一家独大”纯属空谈——

若真如此，魏忠贤怎会无法阻止天启帝的离奇病逝？

又怎会容忍王恭厂爆炸的发生？

东林党背后有财力雄厚的金主支持，能买通无数人脉，这是阉党难以匹敌的。

这两件事背后，若说没有东林党的影子，才更让人感到蹊跷。

或许崇祯正是看透了这点，才开始对朝政摆烂：

你们说内阁不行就换，六部不行也换，反正大明的烂摊子，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想通这些后，朱有建索性选择了“躺平”。

但他并不像崇祯那样破罐子破摔，而是学起了“昏君”的松弛姿态：

御史台要集体辞职？

那就由他们去；

国子监闹事？

直接裁撤；

内阁不管事？

那就继续晾着。

朝堂上的官，谁当不是当？

反正大明的天下，自有它自己的运转方式。

至于皇宫可能被渗透的隐患，他偏要赌这一把：

谁更有钱？

宫里人好吃好喝地供着，干得好能入功勋台、光宗耀祖；

真要搞死他这个皇帝，谁还能给他们这份荣耀？

何况如今中枢已经移到西苑，核心班子都是跟着他一路拼过来的心腹，想渗透？

没那么容易！

东林党背后的金主早已传信多次，隐晦地提出“这个皇帝不能留”，可朝堂上没谁真敢动这个心思。

如今大家靠着土地置换政策，手里握着大片良田，名下工坊更是开得红红火火，财富超过那些金主不过是时间问题。

谁愿意冒着风险除掉皇帝，回头再恢复过去看金主脸色、受党派裹挟的日子？

得益于土地置换，不少官员早已彻底摆脱江南东林党的控制，连那些铁杆东林党集中的御史台，也成了昨日黄花，再无往日呼风唤雨的能耐。

加上内阁的两台阁大臣本就与东林党不对付，自然不会帮他们站台；

钱谦益虽与东林党藕断丝连，却属浙党，犯不着为别家冲锋陷阵；

马士英倒是有兴风作浪的本事，可没有圣旨召他回京，估计老死在徐州都不会有人过问。

东林新秀虽多，却卡在“无位可升”的尴尬里——

乾德年号用了八个月，没动过任何官员的职位，既不升职也不降职，想晋升都找不到空缺。

朝会成了打卡走过场，讨论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琐事；

没人敢提让皇帝回紫禁城，大家伙心照不宣地维持着西苑理政的安稳。

偶尔有人闹点不愉快，皇帝也只是默默记在小抄上，从不当场追究，可下次议事时，这人保准会掉进上次的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