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语气转折、每一处停顿变化，都让这原本看似固定的句子，衍生出迥然各异的含义。

有些解释，甚至与原解完全相悖，仿佛立于对立两端。

一句古语，竟可因断读之异，化出千般意思，万种立场。

太子扶苏轻声默念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反复变换语调与顿挫，竟从中析出十八种截然不同的含义。

他抬眼望向立于身前的张苍，语气平和地问道：“这诸多断句之中，张卿以为哪一种最为妥当？”

“抑或说，”他顿了顿，目光微凝，“在孔夫子当年亲口讲授之时，真正原意的断法，究竟是哪一种？”

此言一出，张苍脸色骤变，身形一晃，竟跌坐于地，额角冷汗涔涔而下。

这个问题，他答不得，也根本不敢答。

便是请出自己的师尊荀况来应对，恐怕也难以服众。

自孔子辞世之后，儒家早已不复统一，门下弟子各执所见，渐次分化为八大学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梁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每一家都有各自的传承与诠释体系。

而如今太子扶苏仅凭一句古语的多种读法，便将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局面推至风口浪尖。

若这些解读流传出去，只怕眼下这八派之争尚未平息，又要再添十数种新说，儒门或将四分五裂，难有宁日。

此刻，张苍抬头望着高座上的扶苏，眼中满是无奈与苦涩。

这一问，不只是学术之辩，更是掀起了滔天波澜。

从此以后，天下儒者恐怕不会放过他。

谁让他恰好站在了这场风暴的中心？

不止天幕之上的“张苍”面露惊惶，现实中端坐殿中的张苍，连同淳于越等诸位博士，也都心神剧震，手足发凉。

儒家向来为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广的一支，门徒遍布天下。

人多则思异，面对先贤留下的只言片语，不同之人自有不同体悟，本属常情。

倘若圣人尚在人间，自可召集众人，一一辨明是非，指出何为真义，何为误解。

如此，则歧见虽起，终归于一。

可如今孔夫子早已长眠地下，只剩典籍传世。

后人各执己见，曲解误读者亦不乏其人。

死者不能复生，又怎能起身指正：“此非我本意！”

于是，谁又能真正断定，哪一个理解才是正确的？哪一个又是偏离正道的谬误？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既然无从裁定，那持不同见解的士人们，能否通过言辞辩论，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错了？

几乎不可能。

与其费尽唇舌争个高下，不如诉诸权势手段，令对方闭嘴更为现实。

正因如此，对同一句话的不同领悟，逐渐演变为思想立场的对立。

儒家内部无法达成共识，彼此难以折服，久而久之，便自然分裂成八大流派。

各自立说，各行其是。

譬如以孔子晚年弟子子张为核心的“子张之儒”，主张士人应临危受命、见利思义，祭祀须敬，居丧有哀；坚决反对德行狭隘、信念不坚之人。

他们崇尚宽厚待人、严于律己，讲求包容与博爱。

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精神气质反而接近墨家。

甚至可以说，子张一脉深受墨家影响，是儒家之中最具兼爱色彩的一支。

荀子曾在《非十二子》中痛斥此类学说，称其为“贱儒”，言语间毫不留情。

子张学派的儒者们，对荀子及其所属的孙氏一脉向来心存不满，颇多抵触。

比如以荀子为宗师的孙氏儒学一支，便在政治理念上继承并拓展了孔子关于“礼”的学说，提倡礼法并重、双管齐下；在哲学层面则主张天与人各司其职，认为人类应当掌握自然规律，加以利用；更提出人性本恶、善行乃后天人为的结果，因而格外强调教化与学习的作用。

在传承荀子学术思想的弟子中，最为知名的当属韩非与李斯。

然而这两人早已跳出了儒家的框架，转而成为法家的核心人物。

加之孙氏之儒所持观点与孔子所倡导的“仁”相去甚远，其余七派儒者大多不愿将其视为同道。

一些态度激烈的儒生甚至直言不讳地斥责荀子及孙氏门徒背离祖训、败坏师门，是混入儒林的异端，仿佛法家安插进来的内应一般！这些言辞激烈之人，多半出自孟氏一脉。

孟氏之儒奉孟子为领袖，发扬光大了孔子“仁”的思想体系，提出了性善论，并倡导施行仁政、推行王道，还主张民贵君轻，体现出强烈的民本色彩。

其中，孟子所说的“人皆有善性”与荀子坚持的“人性趋恶”，正好针锋相对，几乎代表了对人性认知的两个极端。

正因如此，孟氏与孙氏两派儒者之间矛盾极深，彼此瞧不上眼。

一旦碰面，轻则唇枪舌剑、互相讥讽，重则拳脚相加、大打出手，也算司空见惯。

而在这两个对立极端之间，也存在着主张人性兼含善恶的漆雕氏一脉。

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为其主要代表。

他们相信人的本性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之处，为人刚直不阿，遇压迫不低头，行得歪则愧对仆役，行得正则敢怒诸侯。

君主常因其清廉正直而敬重之，但他们却无意仕途，崇尚勇武，重义轻利，走的是儒中有侠的道路。

说得直白些，这一支其实是儒门中的侠者流派。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深受墨家影响，尤其是楚地墨者的游侠传统——那些人身为侠客，行于江湖，专做扶危济困之事，作风颇为相近。

若三派儒者齐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