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为何人不能腾空而起，鸟却能展翅翱翔？”

“难道只因鸟生双翼，而人天生无翅？”

“倘若为人安上翅膀，是否真能如飞禽般御风而行？”

“即便装了翅膀仍无法飞翔，那是否另有途径，能助人类实现凌空翱翔之愿？”

“再问，为何凡是抛向空中的东西，终归要落回地面，而非飘上天空？”

“是不是冥冥之中，有种力量牵引着我们和所有物体向下？”

“还有，为何天会降雨？”

“大地为何有时久旱不雨？”

“太阳为何每日东升西落……”

此刻，太子扶苏宛如一个对世间万象充满稚气好奇的孩子，一口气抛出了一连串疑问。

最后，他对着墨天一脉缓缓总结道：“方才所言的种种自然之象，以及那些尚未提及的天地变化。”

“它们为何发生？背后藏着怎样的法则？而掌握这些法则后，又能创造出何等奇巧之器，以利天下苍生——这，便是墨家墨天一门日后当倾心钻研的方向。”

“孤期盼有朝一日，墨天门下弟子能彻底参透这些问题，真正明白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天下几何、万物为何下坠、人类能否如鸟般自由翱翔于云霄之上。”

天幕之下，众人望着太子扶苏口中描绘的墨天一派未来之路，皆陷入怔忡。

天究竟多高？

地到底多深？

这世间，真的能量出个准数吗？

此类问题，以往从未有人认真思量。

在秦并六国、一统天下之前，列国君臣满心所念，不过是征伐兼并，或是如何自保免遭吞灭。

其余诸子百家的贤士，也一心谋求让诸侯采纳自家政见，好使乱世重归其所构想的秩序。

那时，绝大多数智者都将目光投向“人”本身，以及由人心、人际所引发的种种世事纷争。

在古往今来的思想者中，唯有极少数卓越之士，会将视野超越尘世纷扰，投向那广袤的天地、自然与宇宙万象。

然而，即便是这些睿智之人，在思索天地自然与万物运行之时，也往往难以摆脱“人”的视角，习惯于以人的意志、情感或道德去解读宇宙，或将超然的存在人格化、伦理化。

譬如孔子曾说：“国家大旱，莫非是刑罚失当、德政不修所致？”并劝诫君主应“端正刑罚与德行，以顺应上天”。

在孔子眼中，“天”不仅是自然万象的总和，更是一种具有精神意涵与神圣意味的至高存在，它与人间政事息息相关。

因此，国君施政若失于仁德，便可能招致天象异常，如久旱不雨之类灾异，皆被视为“天”对人事失序的警示。

这种观念凸显了人与宇宙之间的深层呼应——人间秩序与天地运行相互感应，人的一举一动皆可影响宇宙的和谐。

可见，孔子所关注的，并非星辰如何运转、四季何以更替，而是人如何通过修身立德，维系与天地之间的精神联结。

再如孟子所言：“诚，乃天之道也。”

他承袭了孔子关于“天命”的思考脉络，也将“天”视为统摄万物的终极依据。

但孟子进一步剥离了“天”身上残存的拟人色彩，不再将其视作有喜怒哀乐的神灵，而是将其提升为一种蕴含道德法则的精神本体。

他把“诚”这一内在德性视为“天”的根本属性，认为人心中固有的良知良能，正是源自“天”的赋予。

由此强调：天地运行背后存在着一种合乎道德的理性秩序，而人应当顺应此道，实现内在德性与外在天则的统一。

由此可见，孟子的重点不在于探究宇宙的物理构造，而在于揭示“天”所象征的道德律令对人心的塑造作用。

当然，也有少数智者持不同看法，主张“天”不过就是自然本身，无意识、无目的，与人事并无因果牵连。

荀子便曾指出：“群星依序运转，日月交替照耀，四季循时更迭，阴阳化育万物，风雨普施大地，万物因和而生，因养而成。

不见其作为，却见其成效，这便是所谓的‘神’；人人都知万物生成之理，却不知其无形无迹的根源，这就叫做‘天’。”

在荀子看来，“天”即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没有意志、没有偏好，既不奖善也不惩恶。

他将自然界中那些潜移默化、不可见却又无所不在的运作机制称为“神”，而整个由这些机制构成的世界，则称之为“天”。

他认为宇宙的演化并非出于神意设计，而是万物自身不断变化的结果。

他更明确提出：“天道有常，不会因为尧的贤明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桀的暴虐而消亡。”

这意味着自然规律是恒定不变的，不受人间治乱兴衰的影响。

人不能改变天道，只能认识它、顺应它。

他还进一步断言：“天能生养万物，却不能辨别是非；地能承载众生，却不能治理百姓。

时运有际遇，土地有资源，而治理社会则靠人的努力。”

在他看来，自然与人类各有其职分与法则，天道不干预人事，人事亦不应妄求于天。

因此，他主张“天人相分”，而非“天人合一”。

尤为可贵的是，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与其盲目崇拜上天，祈求恩赐，不如主动掌握自然规律，使之为人类所用。

在他看来，认识“天”的目的，正是为了驾驭“天”，进而改造世界、造福民生。

这种思想，与孔孟所推崇的敬天畏命、顺天应时的理念截然相反，甚至可以说背道而驰。

正因如此，孔门与孟门的后学儒者对荀子极为排斥，甚至一度想要将其逐出儒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