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虽然不是官方正史，但据证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而萨瓦戈和杉山彬虽然确实刺激了军纪不好的董军，但群起动刀杀死一个洋人也是比较严重的事件，这些人真的是动怒？有没有被人收买？《西巡》接下来是这么记载的：

事闻太后（报告给慈禧），召董责之，且欲派员查办（有没有士兵被收买），董力辩其无，并谓：“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后闻奏，默然良久……董至端王府，端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夸不已。

看来，董福祥这个“老粗”也不是“死忠”于慈禧的，局势大乱，前景不明，谁都会给自己留条路，即使董福祥他自己是清白的，也不能保证他的士兵就是清白的。慈禧无法调查董军，只好在两天后（6月13日）命令“各有关部门”（“各该衙门”）限期破案，如果限期不能破，“定行严加惩处！”，又派荣禄代表她本人去日本公使馆致歉。

但令人惊奇的是，一贯嚣张的日本人这次在自己的外交人员死了之后却表现得相当“克制”，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只是冷静地要回了杉山彬的尸体，对朝廷“追查”的下文也没有去过问了。

日本人也不是白种人，死个非白种人，那些欧洲国家的公使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的，既然日本人要故意低调（原因后详），那么他们就更懒得去过问了，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根据时任军机章京王彦威在《西巡大事记》中记录，后来，光绪皇帝就杉山彬之死向睦仁写了一封道歉信，信中提到死因是双方“口舌细故”，日方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就是说，杉山彬的死因是个历史之谜。他有死于谋杀的可能，但缺乏证据，我们只能确认这是一起双方事故，单纯指责董军的“暴行”或者日本外交人员的“蛮横”都是有失偏颇的，“双方事故”的说法在当时就得到了清日两国政府的认可。

而此时的慈禧最关注的也是城外西摩尔大军到来的情况，可是，又等了一日，大军仍然是杳无踪影，似乎是要跟大家捉迷藏。既然西摩尔军还没有来到北京，还在京津之间，那么正好令裕禄等天津方面的军队一起阻截。

6月13日，慈禧发布上谕：“著裕禄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此前聂士成军在津芦线上保护铁路），扼要驻扎，傥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行，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如洋人一意进京，可以开火），并著聂士成整齐队伍，备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务，并著督（裕禄）饬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大沽口外还有洋人的军舰），如有外兵阑入畿辅，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等是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这是慈禧给裕禄的明确授权可以动武的命令，对于这位裕禄大人，慈禧是非常了解的，你不给他一道可以动武的明确上谕，就算洋人骑到他头上了，他一定没什么脾气。现在，有了一道给他壮胆的上谕，估计他也能够为阻截西摩尔军进入北京尽点力了。

然而，就在命令裕禄武力阻截西摩尔军的同时，慈禧又调山海关的武卫军左军前来“剿匪”——“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著宋庆督饬马玉崑（宋庆年纪太大了）克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仍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慈禧的这道命令是很让人看不懂的，刚刚命令武力阻截西摩尔军，又要去“剿匪”，难道慈禧是想两面受敌？或者老太太“玩弄权术，昏庸无道”，而慈禧的秘密其实从下一个举动中就可以看出来。

慈禧又同时派出总理衙门的大臣许景澄、那桐（这两位比较“亲洋”）以及刚刚从直隶出差回京的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分头前往各国公使馆，希望能够劝说和请求他们令西摩尔“退兵”——很显然，西摩尔军是公使叫来的，能退兵的也是公使。

这就是慈禧的秘密，她虽然责成裕禄等人，做好了“武力抗洋”的准备，但对于慈禧来说，这是万不得已时才能进行的，是被逼上梁山的。裕禄的“动武”也只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在慈禧内心的最深处，她还是不希望与洋人动武，她在尽最后一丝努力避免与洋人开战，抓住最后一丝避战的希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调武卫军左军进京是一种两手准备：如果真的与洋人闹翻了，那就作为天津方面的援军；如果与洋人的关系又好转了，就去清剿义和拳——反正是看需要指哪打哪。而正因为是一种两手准备，不是调过来立即与洋人干仗的，调左军的上谕就只能以“剿匪”的名义发布，这里面涉及一个极小的细节。

给裕禄的命令和给宋庆（马玉崑）的命令是不同的，裕禄原本就在天津，如果洋人进犯，让他率军抵抗就是，而马玉崑需要的是把军队从山海关外开进北京，如此大张旗鼓地调军，极有可能会引起洋人的注意，而慈禧又没有铁下心来与洋人开战，所以上谕中就只能是“剿匪”的名义，将来总理衙门或者马玉崑本人还可以拿这道谕旨给洋人看啊。

老太太，莫非您也知道一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

在6月13日，在等了两天还没见西摩尔大军到来的时候，慈禧在应对西摩尔军入京问题上拿出了最为强硬的态度，因为她对洋人的恐惧也达到了顶峰，但吸取了上一次顾此失彼的教训，慈禧这一次并没有只把眼睛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