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这一方面，她也顾及到城内的义和拳。

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北京城内拳民的情况，虽然他们已经入城并且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但这都集中在外城。内城城门虽然也是禁旅八旗在把守，但九门的守卫毕竟不同于外城，它更加严格，更何况慈禧之前已经多次严令九门戒严巡查——于是，外城的骚乱也一时无法波及内城，内城只有少量已经混进去的拳民或者本来就在内城的拳民。慈禧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拳民突进使馆区所在的内城，于是6月13日，慈禧再次发布上谕，特别严令了九门加强守卫（“至城门稽查，本有专责，不得稍涉疏纵！”）。

然后，慈禧开始做那两件事情里的第二件——撤换北京市市长，加强对京城的实际掌控（“以内阁侍读学士陈夔龙为顺天府府丞并署顺天府府尹”），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原来的顺天府府尹是偏向端王集团的何乃莹（没有他的配合，八旗军也不会那么方便“放水”），而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

对于这一天，慈禧等得太久了，既然端王集团想要掌控京城，那么她自然就要审时度势绝地反击，而不是坐以待毙。既然禁旅八旗里面烂泥一堆、外面铁板一块，只能通过新扶植的武卫军去制衡，那么可以先从京城的行政官员下手，找时机撤换。6月10日，表面上是给端王升了职，实际上是把他放到火上去烤，并且对慈禧的人荣禄所掌握的实权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总理衙门表面上是权力中心，实际上是有权相当于无权，反正涉及洋人的事情大家都搞不定。一句话：以端王入主总理衙门的虚荣换来对北京的实际掌控，值！

但是，慈禧远远想不到的是，她这个时候动手，似乎有点太晚了。

义和拳突进内城！

端王集团是一群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形势、利用形势的人，这“形势”不仅包括洋人对朝廷的举动，也包括慈禧本人的反应——也就是说，他们是躲在暗处，后发出招，而他们手上还有一个目前慈禧完全无法掌控的力量——拳民。

6月10日，在“被升职”之后，端王并没有高高兴兴地去总理衙门坐班，他似乎也很精，看穿了慈禧的意图。端王大人估计是猫在家里和心腹们“观察形势”。

他们只知道，洋兵大队又要进京了，太后又被吓到了，朝廷对于义和拳的清剿又不会像以前那样严厉了，朝廷的政治环境也有利于义和拳和“抗洋”了，更何况——原本调进来震慑他们的董军又被调出去了。好嘛，机会！这是将拳民继续引到内城的机会！

但是，进九门毕竟不像进外城七门，慈禧也已经多次给步军统领衙门下过严令了，崇礼也只听慈禧的。也就是说，端王集团又需要“趁火打劫”，把拳民引进内城还需要一个导火索，一个既能造成大规模骚乱又不会被追责的导火索。

端王集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导火索很快就来了，而且是洋人送上的。

6月12日，有一老一小两个人出现在了内城使馆区外的道路上，他们头戴红头巾，带着马刀——这是使馆区周边第一次出现如此装束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并不是如此装束的人都是拳民，在义和拳进城后，头戴红头巾、携带武器已经成为了北京普通百姓一种自保的措施或者时髦的打扮，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这是非常流行的。所以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拳民，也很可能不是，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他们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使馆区附近。

此时的使馆区有“使馆卫队”守卫，也正在等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两抹红光突然出现在周边，有一个人正好发现了这一幕。

他是使馆区著名的“人见人厌君”——德国公使克林德。这个人的脾气暴躁和大嘴巴在使馆区是有名的，连其他公使都在私底下称他为“粗鲁的日耳曼人”，平时他爱冲动，从来不把大清和清国人放在眼里。

见到义和拳那标志性的红色，克林德立刻勃然大怒，他追赶过去，举起手中的文明杖就开始殴打两人。年纪大一点的被打跑了，而那位可怜的少年被拽进使馆，绑在树上继续殴打。（出自时任大清海关英国雇员的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几乎就在克林德绑架这名少年的同时，混进内城的少量拳民首次在内城烧教堂（“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听闻教堂被烧，克林德等人更加愤怒了，他们将少年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6月13日）中午，克林德将少年的血衣和一封警告信送往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限时赎人（“过两点钟，匪命休矣”）。

总理衙门上奏慈禧，慈禧令步军统领衙门三位最高领导——九门提督崇礼、左翼总兵英年和署右翼总兵载澜，前往德国使馆请求放人。载澜还是端王的弟弟，朝廷的辅国公，慈禧把他都派出了可见给足德国人面子，而克林德干净利落地拒绝放人，他给出的理由是——“朝廷没有采取有效的剿拳措施”。

原来这个老家伙只是要借这个少年人质来说老问题——朝廷剿拳不力啊。

在步军统领衙门与克林德交涉的同时，“使馆卫队”在使馆周边戒严，“一支德国和意大利的特遣队袭击了附近一座庙宇中正在习拳的拳民，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大量红带”（仲芳氏：《庚子记事》）。

崇礼等人空手而归，少年被德国人绑架的消息迅速传开了，并且迅速从内城传到了外城，传言那位少年已经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