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约中明确规定南北两段需分别聘请英、德总工程师。时任督办大臣的吕海寰虽是驻德公使出身，但压根就不懂德文，局面一直很难打开，杨士骧便推荐了李德顺出任津浦路北段总办，全权负责与德人交涉。

李德顺上任后，仗着精通德语和直隶总督撑腰的背景，不但在北段工程中大权独揽，就是连顶头上司吕海寰都不放在眼里。在工程修建上，他擅自变动修筑监理程序，从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原本价值200两银子的田地经他评估后说不定不值20两，田主如果稍有异议，李便祭出“妨害公务、诽谤外交、侮辱朝廷命官”的法宝而打倒之。倘若有人通晓门路，先行打点，则不值100两的荒地能被他估成500两，差额部分便由他与田主平分。

更让人不能忍受的是，除营私舞弊外，李对德国人异常谄媚，几乎将自己当作了德国人的狗腿子。有人评述，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管借款，为了借款不惜以路权抵押，买办洋奴作风十足，堪称卖国有方――但至少是明着卖，是商量着卖，还有那么一点廉耻。梁士诒接任后，一改盛宣怀的买办作风，全力相争，主张以铁路经营权为抵押借款，虽然在洋人强势的条件下很难保证主权，但毕竟形势大为改观――津浦路的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聘用英德总工程师一人以外，合同没有别的束缚。由于中国缺乏铁路工程人员，聘请外人为总工程师其实根本就是势在必行，亦不算卖国。

李德顺倒好，将梁士诒呕心沥血才争取来的优惠条件全部放弃。不但将铁路修筑款存在德华银行坐收低额利息贷款利息却是高额，还擅自设立了如副总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的职位，聘用了六十几名不干活、只领钱的德国人。如果有真才实学，那顶多算是冗员，让人受不了的是，这些德国人压根就没什么学问，有一个甚至是德国马戏团的小丑，想来中国淘淘金，结果被李德顺糊弄成了副监察长，每天装模作样地在工地巡视30分钟后就能领到1000两银子一月――当然，其中有400两要孝敬给李先生。如果李是两眼一抹黑的老顽固，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中国人被洋人骗的多了，多他一个李德顺亦不足为奇，偏他还以精通德国事务著称，岂非滑稽。

倘若事情只发展到在这一步，那人们不满归不满，还不至于有极端的反对情绪――中国哪个当官的不为自己牟取好处？坏就坏在李德顺贪得无厌，居然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

当时天津华商的聚集地都在城东城北，那里不仅商贸发达，人口亦是密集，地理环境优越。铁路总站即便不考虑繁荣，单就地理位置而言也应该设在水陆交通便利的河北。南关地方虽然空旷，但纯属不毛之地，同时由于津浦路还要承接京奉路入京的任务，后一条线路的车站已经设在河北，如果新总站设在河南，等于需额外铺设铁路绕行直穿就是天津城区，不可！，不但成本要增加，转车也是一大困难。袁世凯任直督时便一直坚持总站设在河北。等杨士骧接任，李德顺便推翻原议，要求弃北就南。

难道100年前的李德顺这么早就考虑到了环保问题？这么早就预见到铁路站会对人口稠密处造成噪音污染？无它，但营私耳！

原来南关东面不远处就是德国租界，铁路站一旦设立在此，德租界之区位优势将尽皆显示，牢牢占据水陆要冲，他一直坚持弃北就南就有德国人在背后推动――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李通过极隐秘的手段，提前在预定建造总站之处以极低的价钱收买了上千亩土地，而呈报给农工商部注册时却报了每亩650两的价格，是其购买价的近30倍。将来或是按照这个价格由国家征购，或是李自然而然地占有了铁路总站附近的所有土地――想象一下，如果天津火车站方圆5公里之内的土地均属一人所有，该是怎样的惊世骇俗？

这样一来，脾气再好、忍耐力再强的人也克制不住，直隶士绅大哗，认为津浦路虽借英德外债修筑，但一部分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的盐斤加价，系“四省百姓活命之路，不容李丑随便盗卖主权、损公肥私”，决定发难，甚至预备进京告御状。

杨士骧本来还打算压制一下，后来看众怒难犯，便答应转过风头来骂李德顺。岂料，不待他理顺关系，高润生的参劾、岑春煊的弹劾已经接踵而来。

为了彻底打死老虎，载泽甩出了最大的一张王牌――《财政清理章程》。

《财政清理章程》洋洋洒洒一大通，但有三条最为核心的原则：第一条，各省设财政清理局，由藩司或新设度支司为主，度支部派监理官二员，监督清理；第二条，将历年财政收支情况分为三块，第一块为光绪三十三年底以前的历年收支，称旧案，第二块为光绪三十四年至维新二年的收支，称现行案，第三块为维新三年后的收支情况，因国家及各省收支情况一律须经议会审议，故称新案；第三条，新案、现行案照新章程办理，旧案按旧章程办理――“历年凡未经报部者，分年开列清单，并案销结。”

养心殿里，众人屏住呼吸，静听载泽发言――“按《九年预备立宪筹备纲要》的要求，维新三年要开始编制国家预算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