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官关炯之，当初好不容易托人买了一批橡皮股票.果做会审官多年下来所有积蓄尽丧于此。

同样受此牵累的是一批放款给个人投机的钱庄票号，他们本就为贷款不能收回而恐慌，在舆情推波助澜的夸张中，人群自发的羊群效应放大了恐慌的效果，大批人士恐惧于自身银钱的损失纷纷前往挤兑，一时间机构方寸大乱，好几家钱庄和票号因为无法应对挤兑亦无法从同业处获得足够的拆借而陷入信用危机的泥潭，随即便宣布倒闭。在此消息刺激之下，挤兑之风愈盛，连锁效应愈发明显。

在善后方案执行后的30天里。经报纸报道因股票投机失败而跳楼自杀、跳江自杀的事例。清点下来居然有30余例之多，而受此牵连地钱庄票号亦在20家以上，堪称上海滩地一大黑色记忆。正元钱庄依靠汇丰银行的拆借。勉强渡过了这次风波，但受到的损失非小，对信誉地打击愈大，生意一落千丈，只是芶延残喘而已。

相较历史上真实的橡皮股票风波，这一次诈骗案的杀伤力已经降低了好几个数量级。总共的经济损失亦只有几百万两，远不是5000万两个大数，但饶是如此，仍有如此之多的钱庄票号倒闭，可见上海滩的金融体系脆弱到了何等程度？

经此一役，原本在上海滩呼风唤雨地钱庄票号势力受到了毁灭性打击，这种落后的、旧式的银钱业已充分证明了自身的脆弱性与不可靠性，现代银行业则以稳健的经营手法和严格管理的理念获得了民众认同。在风波来临之际，安全性较之虚无缥缈的收益性更为要紧。规范的操作手法固然让人感觉繁琐，不符合中国人方便、简化地需要，但同时也规避了可能存在的风险。权衡利弊之下，必要的约束还是应该的——没有人愿意和自己地钱过不去。而汇丰银行在此次风波中的表现亦充分说明了外国银行在涉及华洋纠纷时地不可靠。

由此。当中国通商银行转为国家银行并吸纳皇室基金充实股本的消息放出后，人群趋之若骛，排队往里存钱。皇帝会不会理财民众并不知道，他们只知牢牢抓住一条——皇上绝不会拿自己钱开玩笑，即便有所亏欠也会出于皇室的面子与信誉予以补足，因此通商银行的信誉该是牢不可破，存在这样的银行比存放在自己家的保险柜更为保险。

经此一役，沪上的股票投机风潮亦大为减退，民众接受此次经验的教训，对那些天花乱坠，动辄以高额股息相诱的公司嗤之以鼻，对层层加码、不断炒高的股票售卖亦充满警惕。只有那些有切实经营实绩、有长久信誉的公司才可能得到青睐，大批以欺诈、夸大、捏造为业的股票客被市场无情淘汰，那些认认真真调查、脚踏实地分析的股票评论家才得到众口皆碑的好评。当民众决定购买类似于轮船招商局之类公司的股票时，查验他的吞吐量、航线里程、船舶吨位等实实在在的数字远胜过概念的炒作与包装。

从这个意义而言，这几百万两的学费中国人并没有白交，特别是半年之后世界性橡皮股票投机破产风暴袭来时，上海滩的镇定与从容让人充分体会到了当初学费的价值，亦让一批重臣明白了林广宇那番话的苦心：

——对一个注定要破裂的泡沫而言，早

比晚挤破更有利！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皇帝还有一句名言：

——对一项注定要推行的改革而言，早着手要比晚着手更主动！

这话却是针对开设各省议局所说。

自林广宇掌权以来，督抚们为所欲为的时代虽然还没有过去，但明显可感到权力在逐次缩水。国防部收揽地方军权的举动虽不断遭到抗议与明里暗里的抵制，但终究是在一步步向前行进。

而从大政上看，议局的成立又为地方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督抚衙门的别样机构，产生了不同于衙门官员的议员群体，虽然彼此在权力上远未平衡，但任何督抚在做出重大决策前都不可能无视议局的反应，否则一旦议局闹腾起来，特别在遍布江南的帝国宪政党势力圈里，直达天听的机会还能少了去？

维新元年以来，《九年预备立宪纲要》的推行骤然加快，议局便在紧锣密鼓中逐次成立，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朝廷在背后的昭然用心——那便是用议局来限制督抚们的权力，特别是当帝国宪政党党员构成议局主体时，这种限制与抗衡作用的迹象便愈发明显。

在一个专制国家里推行地方行政分权的举动是出乎寻常的，甚至有悖于独裁目的之达成——过去朝廷若是要办什么事只消一纸命令抓住一个督抚就可，但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人员更多、势力更为根深蒂固的议局。但如果放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中风已久，各地一盘散沙的国度里考察，这种架构反而有利于行政命令的推行——地方有督抚和议局两种势力互相争衡，一旦落于下风，必定会向朝廷请求援助，十分便于朝廷发挥离岸平衡手的妙用——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一点其实也不亚于欧美人，即便是宪政这样一个新兴课题，中国人也掌握的极好。

按宪政编修馆的计划，原定在全国22个省中成立23一局，江苏省因有两个布政使分治宁、苏两故拟设两局。但以张为首的立宪派认为这种简单分割的方式伤害了江苏的统一，虽上海将来可能要单独设立行政区域，但目前毕竟是苏省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