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得相首匿”，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三代以内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谋大逆等罪之外，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指控和作证，更不得向官府告发，但这显然不符合近代法律思维的需要，宪法予以一并革除。

而宪法创立后，中国一贯坚持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陈

便没了用处，关于“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勒、议宾”这法外施恩的“八议”也正式废除，虽然乾隆帝时已经认为八议“非理且害法”，但毕竟还是载入了，而且在宗室觉罗地刑罚问题上有所参照实行，这次算是依托乾隆地“吉言”正式清理了宗室权贵的特权。

虽然西方各国在制定宪法时都将公民权利义务作为至关重要的内容而载入，但就中国地具体实践而言，从来都是先国后家，臣民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享受权利的氛围。《钦定宪法大纲》中并没有明确臣民权利义务，只有了个“留待后议”的尾巴，但既然制定宪法草案，臣民权利义务便不可不提，否则就是缺失。于是，宪法草案在国家机构后专辟第七章，登载臣民权利义务。

第一百四十一条、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第一百四十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拥有居住、迁徙、通信、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

中国自古号称“君子不党”，历来朝堂都以“朋党”为名而大兴刑狱，但作为近代国家和宪政的基本要求，所有结社、集会、出版等权利都是推进议会政治所必须，不在宪法中加以刊载，非但权利体系不完整，而且使宪政体制在根本上丧失了基础。

对于信仰自由的权利，中国一直持有比较宽容的态度，无论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官方都允许信仰，但自太平天国以来，一方面因洪杨以拜上帝起事为号召，另一方面中外教案频发，所以官府对信仰基督教者往往给予歧视之目光，宪法载明信仰自由后，虽然不会很快在实际中改变人们对信仰洋教者的异样目光，但起码已无法在法律层面上予以追究。

第一百四十三条、臣民之人身、财产、居住等各项权利无故不加侵扰。

第一百四十四条、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审讯及处罚，已错误加以逮捕、监禁、审讯或处罚的，应立即加以纠正并由国家赔偿损失。

第一百四十五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