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掌握了金融优势，也没有丧失科技优势。但制造能力却在下降，并进而造成后来长达10余年的衰退。

从这个例子反过来理解。中国固然能够依靠投机资本的力量和山东战场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压日元汇率水平，但强制降低日元汇率水平的结果只能是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度增强日本的工业品竞争力和制造能力。原本出口1亿条裤子的能力因为汇率变化可能成了2亿条，或许计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产能力却结结实实地增长了1倍。如果将这层顾虑告诉内阁，绝大多数重臣都不可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将日元汇率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带来的利益极大——日元大幅贬值，中国以日元为单位计算地贷款便能大幅下降，等于中国可以获取巨额的汇兑溢益；日本本国因为货币贬值，就需要在偿付外债的时候付出更多，等于大幅降低日本地财政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国企业可以凭藉较高的汇率水平购买自己不能制造地日货，等于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如何计算中日两国的彼此收益呢？他们选择的必然是货币，或者干脆就是黄金——这是重商主义的理念，但却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只是很可惜，这却会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皇帝看来，这样做的最危险之处就是不恰当地提升日本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化制造能力，如果对方铤而走险，那什么负债和资本融资都不是什么制约——打赢了，债务自然一笔勾销；打输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笔债。

另一个时空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为在两伊战争中欠了科威特大笔外债却是诱因，萨达姆侯赛因的算盘打得不错——只要吞下了科威特，那什么样的债务都可以一笔勾销。这个目的几乎就要达成了，却因为国际环境的制约而无法实现。只是现在这个时代，弱肉强食却是天经地义。

日本这个国家的危险性在于，它的工业实力、制造业水平每增长一分，它对外侵略扩张的危险程度就增加一分。采取恢复日本汇率指数的方针，可以有效地恢复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能有效的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当然如果过分抬升日元指数，对中国也有一定的损害，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净债务国，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来应对债务压力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实力来进行翻脸不认人，关键还在于力度的把握。中国有远比日本丰富的资源、有更广阔的市场、有成本更为低廉的劳动力，这是天然的竞争优势，不需要通过扭曲汇率杠杆就能实现，何苦要冒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风险来加以变更呢？况且，日元汇率的短期受挫并非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只不过是暂时的政治产物，一旦事态平息，迟早会恢复原位，这是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体现，强行压制需要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奏效。

电波频频往返于东京和京师之间，双方都是聪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费太多的口舌予以解释说明。在日本方面看来，中国提了个好建议，虽然不能挽回对华战争的损失，但起码能够体面的下台，避免更多、更大的损失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中国人的要价也很聪明，以远期的庚子赔款作为即期的战争补偿，隐约有扳回一局的用意，但又不是得理不饶人的铤而走险。双方既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又给对方留有余地和台阶，而且还有达成协议以后共同可期的经济利益，应当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交换条件。

只是，日本政治家有这么大的智慧来解决他所面临的困境么？第三次机遇 第四卷 第三十一章 中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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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新的方案

过藏相的耐心解释和一干经济界大佬的劝说，山本首结束战争，巩固内阁地位保持了倾向性意见，但他同时担心：陆军这边如何安抚？为了表示诚意，他可以以谨慎为由下令在山东沿海附近的舰队放弃登陆任务，但对已在船上的增援师团，他找不到适合的办法予以劝阻――否则陆军必定会起来铤而走险。

事态发展到这里，局面已经很清晰了――陆军派希望能够利用此次事件来推翻海军内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陆军有两种方式，一是搞臭山本本人，攻击山本贪婪、胆小、虚伪，这是立竿见影的方法，可惜没有找到太多有力的证据；二是树立陆军的功勋，通过朝鲜军、关东军的相互配合，利用日军的优势在东北扳回局面甚至造成更有利的局面，这是效果明显的手法，但却耗费浩大，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权衡之下，长州派认为还是采用第二种方法较为妥当……

但最近以来陆军一直没有推倒海军的想法，临时起意也要有个准备期不是？但面对山本的紧急叫停，长州派的愤怒却怎么也压抑不住，在大本营召开的例会上，陆军少壮派发脾气斥责海军方面胆小如鼠、污损了“皇军的名声”。海军方面的中级军官虽然对最高指示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并不等于他们就会任由陆军辱骂，海军中坚派则不甘示弱地回击道：“倒是陆军胆大包天。居然能让支那军歼灭了一个师团，真是创下了‘皇军不朽地威名’！”双方从言语讽刺、相互人身攻击、进而爆发肢体冲突开始，居然在大本营里上演了全武行，引发了足有10人参加的“海陆大会战！”，直到10多分钟后才被闻讯赶来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