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明永乐三年定制，皇后礼服，其冠九龙四凤，而这里出土的凤冠龙凤数量与史料记载不同，这对研究明代典章制度很有价值。

金器中还有金酒注、金爵杯十分引人注目。

金酒注的注体上遍刻云龙花卉纹，注腹两侧各镶以白玉雕成的盘龙，龙的眼睛嵌以鲜艳的红宝石，具有“画龙点睛”之意。

金爵杯的爵腹外壁压刻半浮雕式的二龙戏珠及海水江芽流水纹饰，三足及二柱各刻龙首纹。

金托盘口沿及腹内壁刻勾连云纹。底内壁压刻龙赶珠图案及云纹。

爵底外壁还刻有铭文“永乐年造足色金重五两一钱七分”，从这里也能够证明，这座陵墓的建造，永乐帝是知道的。一个方面是因为道衍这个名字，再个就是马皇后和朱文圭的棺椁。

如果没有永乐大帝的帮忙，他们一家三口是绝对凑不到一块的，更不要说出土了永乐年制作的爵。

而且韩孔雀甚至怀疑，这里很多东西，都是永乐大帝后来送进来的。要不然，以一个亡国之君怎么可能凑够这么多陪葬？

特别是那花样繁多的丝织品，要知道在古代，这里的这些丝织品，可不是谁都敢做的。

而丝织品在这座古墓出土的文物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其中多为各种质地的提花织物。

匹料多数贴有腰封，腰封上记载匹料的颜色、纹饰、质料、用途以及长度，有的还记下了织品的名称、产地、织造年月等。

匹料中最有特色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有花缎、花纱、花罗、花绸等，这是在传统织锦的基础上，吸收了缂丝的通经断纬技术，采用局部控花盘织的方法而形成的新丝织品种。

这种技术在明以前已出现，但作为丝织物整体纹样的织造方法，则是明代丝织工艺的重大成就。

地宫出土的多姿多彩的服饰中，尤以刺绣的百子衣为珍贵，该衣出于马皇后棺内，是正儿八经的皇后常服。

《明史舆服志》记载：“皇后常服。洪武三年定……衣用织金龙凤文（纹），加绣饰。”

百子衣图案以升龙、行龙左右盘绕与百子嬉戏为主题，庄重富丽。龙纹姿态生动，龙身粗壮有力，四周饰以云、海水、江芽等纹样，更衬托出龙的威严气势。

在前后襟的下半部与宽大衣袖上，绣有100个体态丰腴、活泼可爱的童子，正在进行各项游戏，如读书、出游、捉迷藏、沐浴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百子周围饰有金银锭、方胜、古钱、犀角等八宝，还有以梅花、荷花、桃花、菊花、山茶等花卉组成的春、夏、秋、冬“一年景”图案。

整个纹样寓有“子孙万代，多福多寿”之意。

这座陵墓，除了棺椁之中出土的金银器和服饰之外，地宫当中出土的最为出彩的还有瓷器。

虽然这里出土的瓷器不多，只有16件，可分为两类:青花瓷和三彩瓷。

青花瓷占多数,有13件,其中缸3件、梅瓶8件、碗1件、胭脂盒1件;三彩瓷3件,其中香炉1件、花觚2件。

地宫出土的一件瓷炉，釉色为黄、绿、紫三色，也叫“明三彩”，耳足是由两条蟠螭盘环曲绕而成，异常生动，是瓷器中的珍品。

除了这个，还有青花龙纹大缸、青花梅瓶，个头都不小，可以说每一件都是珍品。

这座古墓出土的珍品不少，像一些数量众多的陪葬品，都有精品出现，比如地宫出土的玉器类，以镶宝石金座玉爵为上品，爵周身以白玉雕成，造型威猛矫健，刀法细致有力，为一难得佳作。

当然，这座古墓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珍品、精品，比如出土文物中，除珍贵的金、银、玉、瓷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铜、锡明器。

铜器在历代墓葬中多有发现，而这里出土的铜器，除5件是实用器(计镏金铜勺2件、镏金铜油漂3件)外，其余均为明器，共60件。

锡器全部为明器，多达370件，铜、锡明器总共400余件，在出土文物中占有相当比例。

这些铜、锡明器比起金、银、玉、瓷等器物显得很逊色，器型小，制作粗糙。

铜明器的各个部件，均系先打制，再经焊接或铆钉合在一起。

全部为素面镏金，但镏金甚薄，多已脱落。

锡明器，根据器物的不同形状，首先剪制锡片，分别打制出器物各部位，然后焊接成形。

所有器物的器盖均与器身焊接在一起，有的只是象征性的部件，使器物仅具其形而已。

这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粗糙的象征性器物，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大多数器身上贴有墨书纸标签，标明器物名称及数量，少数无标签。

在出土器物上有铭文不新鲜，而在器物上贴墨书纸标签标明具体名称的则是很少见的，而且数量多，又是器型较小的象征性器物。

我们现代人可以通过这些带标签的象征性器物，了解明代宫中器物的形制与名称及宫中所用器物种类。

因为明器是仿生前所用之物制作的，所以定陵出土的这批铜、锡明器亦即仿宫中实用器之形制而作。

其上墨书标签的名称与宫中实物是相符的，而且是准确的。

因此，这批铜、锡明器为研究明代宫廷器物的形制和定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大批量出土的珍贵文物，自然是首先处理的，等处理完了这些，一些数量少，又特别珍贵的东西，就落入了韩孔雀等人的眼中。

像金丝翼善冠，这个就是放置在建文帝头侧的一个圆盒内发现的，它用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

下缘内外镶有金口，冠的后上方有两条左右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