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

头脑活络的康王赵构，并没呆板地谨遵赵桓旨意，带着这帮随员奔赴金营去自投罗网，而是自作主张地东避西躲，结果是不但躲过了沦为金虏的厄运，还因祸得福地变成了大宋王朝的当然继承人。而冯振那帮于患难之时为赵构鞍前马后效过力的大小奴才，就成了新朝皇帝的第一批宠臣。

新朝建立后，冯振晋升为入内内侍省押班。他非常珍惜这番机遇，就欲进一步攀紧赵构这棵大树，以争取更大的荣华。将挑选“拆洗女童”这事交给冯振，体现了赵构对他的信任，也正是给了他一个逢迎皇上的机会。而且，这事还是个很有油水的肥差。所以他对办理这事的劲头很大，决心要不辱使命圆满完成。

如果冯振做事稳健一点，事先与宗泽协商一下，本来是有可能比较顺当地办妥此事的。但是由于他自恃着钦差身份，并未将此事知会宗泽，再者也忽略了汴京的民心民情，低估了民众对朝廷的抵触心理，以为自己怀揣着尚方宝剑，就可以颐指气使，这便惹出了大乱子。

乱子就出在冯振的蛮横做法上。历代宫廷征选民女，虽然内里都有强迫性质，但表面上还要讲究个自愿形式，哪个帝王也犯不上落个强抢民女的骂名。然而眼下不是承平时节，如果仍按常规，让百姓自动申报，不仅时间不允许，人选的数量质量亦皆未必理想。所以冯振压根就没打算按部就班地去做。

冯振采取的方式是：一面传命各厢区官员通知百姓，将各家二十岁以下面容姣好的女孩子一律送往驿馆集中候选；一面亲自带人深入坊间去进行督导。在非常时期须用非常手段，冯振认为作为堂堂钦差，应有这种魄力。

送女孩儿入宫侍君，这事本是利弊参半，若让百姓自作主张，自愿奉献者不会没有。但是如果强征，效果却会适得其反。况且如今兵荒马乱，赵构逃亡在外，谁知道他的那个朝廷将来造化如何。因此在当前情况下，欲使百姓积极应征，只可诱之以利，不能胁之以威。冯振不识时务，妄图以势欺人，这就犯了大忌。

折腾了两天下来，被集中到驿馆去的女孩儿寥寥无几，而且多为歪瓜裂枣模样。冯振见状心里窝火，决定加强行动力度。翌日，乃命御营司兵马统统出动，挨门挨户去强行猎艳。这帮兵丁亦是狗仗人势，乘机东抢西掠无恶不作，一时间搞得汴京城里是鸡飞狗跳哭号连天。百姓们千揖万叩苦苦哀求无济于事，终于被逼得忍无可忍，爆发了群情激愤的聚众抗暴行动。

幸得市民袁保通，通过宗泽与其约定的快捷方式，将这个消息紧急报进了开封府。经过上次的闹事事件，袁保通与宗泽可谓不打不成交。后来宗泽又曾单独召其谈话，谈得相当贴心，由是，袁保通便成了宗泽的一个耳目。

接到袁保通的急报时，宗泽正在起草欲委托冯振代呈与皇上的奏折。这奏折既要申明他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又要力避触怒赵构，因而措辞很难拿捏，现在草拟的已经是第三稿。

关于这两天冯振在城中征选“拆洗女童”的事，宗泽是听说了的。他认为既然冯振没对他讲，这种鸟事他不问也罢。后来又听人反映，冯振的做法比较粗暴，他以为无非是其态度倨傲，亦未多么在意。他知道宦官就是那副德行，你再不满也奈何不得。况且眼下正有求于彼，宗泽不想与其产生不快，甚至正考虑抽时间宴请一下这厮。没想到正事还没顾上谈，一不留神竟被这个蠢货搞出了大麻烦。

目前汴京最需要的就是稳定。汴京的初步稳定局面来之不易，能否维持稳定关乎大宋王朝的存亡，这个道理冯振可以不懂不顾，但它对于宗泽，却是分量如山。在这种时候逼民作乱，岂不是自己找死！宗泽闻报，登时就拍案而起，铁青着脸将手中的毛笔一扔，二话没说，即命甘云点起亲兵队，随他疾驰事发现场。

现场的势态已俨然似两军对垒。对峙的一方是冯振及十数名刀剑出鞘的御营司兵将，另一方是近百名手无寸铁但怒火中烧的汴京市民。有五六个容貌清秀的女孩被押解在御营司士兵手中，但他们的去路已被愤怒的人群阻断。很显然，为了夺回被强行掳去的女孩儿，这帮老少爷们是豁出去了。而冯振则因骑虎难下，亦已恼怒至极。若宗泽再晚到半刻，爆发武力冲突，酿成流血事件，乃是铁定无疑。

宗泽策马来至近前时，首先看到了站在街旁的袁保通。他向袁保通丢了个眼色，示意其不要出面。袁保通会意地点了一下头，便不声不响地隐入了人堆。

对峙的双方一见宗泽驾到，都觉得是来了救星，自觉地闪开一条通道，放宗泽一行走进人群中央。宗泽刚刚下马，便有七八个老者和婆娘抢上前去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地连呼“恳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与此同时，冯振亦快步趋前作揖，并急不可待地要求宗泽立即驱散闹事刁民，逮捕首要作乱分子。

面对这个阵势，宗泽进退维谷。

双方的冲突发展到这种剑拔弩张的地步，一般的规劝和调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欲弹压住一触即发的武力交锋，他必须态度明确地支持某一方。以其地位权力之重，此刻无论他支持哪一方，另一方便绝不敢再轻举妄动。那么，应当支持谁？

支持百姓，就要得罪冯振，得罪了冯振就等于得罪了皇上。支持冯振，就要得罪百姓。并且得罪的不只是眼前的这百八十人，而是与这些人同属一个阶层的汴京上百万民众。皇上是得罪不起的。可是，百姓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