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求采取既能克敌制胜又能避免重大伤亡的作战方案。好在宋江周围的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林冲、关胜等文武诸将，均为有一定实战经验的英杰，又能洞悉农民起义军的弱点；而方腊麾下部队虽然人多势众，声势浩大，却多为在短期内聚集起来的成分混乱的乌合之众，皆未受过稍稍正规一点的军事训练，在战略战术上混沌无知，因而宋江所部就能够做到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以较小的损失获取较大的战果，于征途上连连陷城破寨，收复失地，横扫敌营，势如破竹。

童贯看到这个情形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南征战役进展顺利，眼看大功唾手可得，将来最大的功绩自然是属于他的，可使他在朝中的地位又增砝码；忧的是他从中再一次地领教了梁山泊英雄的厉害，更明晰、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倘若这支部队保留下来，必为自己的强劲对手，因此就更加坚定了要除掉这一帮活虎生龙的英雄的决心。

于是在发给朝廷的战报上，他只是反复吹嘘由于他的英明指挥而令贼寇望风披靡，吹嘘他的嫡系禁军作战如何勇猛、如何毙敌千万、如何战果辉煌云云，对宋江这支先锋部队所建下的战功和所做出的牺牲只字不提。相反地，倒是在每次的战报中都不厌其烦地告宋江的状，说宋江目无军法，不服管束，在战场上时常自行其是，殊难节制。

童贯的这个说法倒不是全然无据的杜撰。在具体战术上宋江的确往往不按童贯的指令行事，而是按照他与卢俊义、吴用商定的战法去打。因为若亦步亦趋地按童贯的指令行事，往往会令部队损失惨重而所获甚微。撇开梁山泊人马与童贯的恩怨不谈，单就在战场上能够随机应变、灵活歼敌、屡获大胜而言，宋江的这种打法应当说是一种非常值得提倡和发扬的优良的作战方式。然而在童贯的战报里，它便统统地变成了罪状。同样的一件事，对它的诠释不同，它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样。

所以说，世事黑白，历史真伪，千秋功过，有时确是很难辨出子午卯酉，只能由着诸家各执一词便了。

蔡京、高俅一干佞臣得到了童贯的战报，就不断地向赵佶吹风，说宋江兵马匪性未退，贼心不死，每每不遵将令擅自行动，恐有不轨企图，切宜谨慎防范等。

赵佶在招安梁山泊部队的问题上长期摇摆不定，就是因为他很难断定这些人是否肯真正地归顺朝廷。后来经过种种波折虽然完成了招安，从他的内心来讲，对宋江这一彪人马也并不是太信任。尤其是招安前夕燕青潜入镇安坊对他义正词严地进谏的那些话，虽说了阻止了他的反悔，却给他留下了梁山泊这帮人在骨子里绝非顺民的强烈感觉。而且当时所受到的胁迫和屈辱，亦令其如鲠在喉。这就奠定了他对宋江这支招安部队不会与朝廷禁军一视同仁的基本立场。

在这样的立场下，赵佶是不可能做到明辨是非、洞察秋毫的。

更何况三人成虎，在蔡京之辈再三再四的谄言蛊惑下，赵佶对宋江在征讨前线的表现愈来愈不满，愈来愈不放心。终于，在听过蔡京、高俅又一次禀奏童贯战报，并又一次陈述宋江部队的所谓不轨行径后，赵佶向童贯发出了必须对宋江部队严加节制督察，谨防其故态复萌，乱中生变，如遇非常情况，可以相机行事的密旨。

童贯得旨，如获至宝。如遇非常情况，可以相机行事，这几个字的操作空间可太大了。这就等于赵佶赐给了他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他要杀宋江，要除掉宋江所部，已经成为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事情了。什么叫非常情况？远在千里之外宫墙深苑里的皇上能知道这里什么情况？老子说这里有什么情况，就有什么情况！什么时候出现所谓的非常情况，就看老子的需要了。

时隔不久，南征大军攻克了方腊义军据守的最后一个重镇杭州城，方腊义军至此已十损八九，其残部被迫退入睦州青溪山区的帮源洞，呈现苟延残喘之势。朝廷的近二十万铁骑收拢过来，形成的防线连绵浩荡，将箭门山一带包围得风雨不透，全歼义军、生擒方腊，已是指日可待。

童贯以为，这就到了应该出现那个非常情况，也就是可以消灭宋江的时候了。因为此后已无大仗硬仗可打，凭他手中的兵力，踏平十个帮源洞也游刃有余，用不着让宋江再去充当炮灰。而若动手再迟，拖到大获全胜，凯旋班师时，恐又没有了适当的机会。

因此这时动手，可谓不早不晚，正当其时。

童贯思谋定了，遂召集心腹将佐做了机密布置。童贯声称，宋江那厮反心未泯，与方腊贼伙暗有勾结，已被本帅查实。皇上有旨命本帅相机行事，平定叛乱，我等须如此如此。

那些将佐本是依靠童贯的提拔起家，又闻有皇上旨意，岂会有半点含糊，齐声诺道，我等唯童帅之命是从。

其实在那些禁军的将佐眼里，宋江之流现在仍然是一群贼寇，与方腊叛军在本质上无异，顺手牵羊将其歼灭亦一快事。接了童贯的密令后，他们都很亢奋，一个个摩拳擦掌，同仇敌忾，将消灭宋江部队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细致缜密。于是乎一张险恶的大网，就这样在正为朝廷拼命效力，征袍上血迹未干的梁山泊好汉头顶上悄无声息地张开了。

什么叫政治？这就叫作政治。政治就是隐藏着刀光的权术，就是饱含着血腥的阴谋。政治就是党同伐异，就是要不择手段地去消灭异己。一个人如果不谙权术阴谋，最好离政治远点，免得自取其祸。但是，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