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诚信可言的。针对敌人的任何承诺，都只能作为一种策略使用，背后必须留一手。否则一旦对方失信，你就毫无招架之力。这些都是再浅显不过的对敌斗争常识，李纲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百般地弄不明白，就是一味地对敌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一再地做出自毁长城自掘坟墓的蠢事。

按照蔡懋下达的那一系列军令，实际上是将汴京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倘金军反应敏锐，抓住战机发动突袭，一夜之间拿下汴京绝非痴人说梦。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险些成为现实，李纲全身的汗毛都不禁倒竖起来。所幸蔡懋主政时间甚短，金军的情报工作效率没那么高，战略战术的调整也没那么快，在这三日之内才没酿成致命的灾变。

因此，李纲甫一复职，听取了各衙官员对这三日内要事的综合禀报后，即行使先斩后奏权，断然下令从即日起废除蔡懋颁发的所有条令。同时颁布新令，命城防各部一如既往严阵以待，对敢于来犯之敌坚决给予痛击。杀敌不择手段，唯以退敌为要，火炮弩床尽可发射。无论禁军、厢兵、民间义勇，凡作战英勇重创敌军者，皆予重赏。并命有司各尽其责，务必为一线部队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为前沿将士提供稳定的后方依托；对混入城里的奸细要严加排查；对趁火打劫的歹徒要严厉打击；各衙主官不管品级高低，一律要昼夜值岗随叫随到；消极怠工者就地免职，贻误军机者立斩不贷。

命令颁发后，李纲没有安坐于大堂之上，而是带上甘云等贴身护卫奔赴了城防前沿。他要亲自督察各项命令的执行情况，并亲自去解决其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和矛盾。他知道，有些问题是坐在衙门里料想不到的，仅靠公文来了解情况，一来不够准确直接，二来也太烦琐费时。亲临现场办公，效率则可大大提高。这自然要比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辛苦多了，但值此非常时期，却是惜不得力，只有这样做了，他的心里才踏实。唯因头绪太多分身无术，他只能择要去督察。

李纲新令的下达及其席不暇暖便亲赴前沿的行动，不仅使守城部队的军需装备等物质条件很快地得到了显著改善，更重要的是于此一扫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迷茫阴霾，重新振作起了汴京军民因遭受严重挫伤而已经陷入低谷的抗敌士气，从而使汴京城防由几乎濒于涣散，迅速恢复到了壁垒森严的临战状态。

汴京城防面貌的这一变化发生得非常及时、非常关键。

二月七日夜，金军视所谓和谈协议如弃履，出动数千人突然进攻封邱门，遭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激战约一个时辰败北。二月八日凌晨，距封邱门之战不过两个时辰，金军又突然向新酸枣门发起强攻。拂晓之前一般来说部队的警戒最为疏松之时，封邱门那边又刚刚打完，照理说宋军应当比较麻痹。金军在此时再度用兵，甚合兵法之道，居心相当阴险。这次金军投入兵力近万，攻势极为凌厉，大有志在必得之意。看来这是金帅宗望运筹帷幄的得意之笔。然而事与愿违，战事的结果偏偏没让宗望得意起来。新酸枣门之战金军不仅同样以失败告终，而且失败得更为惨重。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宋军的戒备状态，完全超出了金军的想象。

当战斗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突如其来地打响时，宋军的阵脚不但没有因遭受猝然打击而产生丝毫紊乱，反而以超乎寻常的反应速度，立即展开了章法严密的强硬还击。仿佛是宋军早知道金军要来，就等着此时百炮齐鸣万箭齐发地去收拾他们似的。突袭战讲究的就是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一旦这个效果没有达到，下面的仗往往就会变得非常难打。所以尽管金军攻势凶猛，但在具有充分准备并在兵力地形上均占绝对优势的宋军的坚决抵抗下，终是未能跨越雷池一步。

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李纲的严厉督导。当夜封邱门守军以旺盛的斗志力挫金军，消息传开，全线鼓舞，而麻痹轻敌思想亦不免有些冒头。李纲深知金军素有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虎狼作风，马上传令训诫前沿各部，金人狡诈异常，战事随时可生，务必戒骄戒躁，不得片刻疏忽。所有城防部队必须通宵值守作战岗位，所有的预备队亦必须人不离甲马不卸鞍，全体官兵都必须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此时李纲的权力和威望正如日中天，令出如山倒，没人敢于以身试法打半点折扣，因之成功地粉碎了金军趁拂晓再度突袭的险恶阴谋。

新酸枣门一战延续至平明时分结束，金军弃尸千余，而宋军的伤亡则微乎其微。汴京城防岿然不动，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事实再次击破。

捷报于早朝前传递进福宁殿。由于忧虑过甚彻夜失眠被弄得面皮水肿神色委顿的赵桓郁气长出以手加额，庆幸总算是皇天赐福，保佑大宋王朝又挺过了一劫。他却不曾去想，倘若汴京防务仍是由蔡懋掌印，此时的情形当是如何。

二月七日夜和二月八日凌晨的战事，是奠定这次宋金交手胜负格局的终结篇。

从宗望的作战意图上讲，这两次突袭，是他为摆脱金军所处的困境而进行的最后努力。对于这个努力的成效，他是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的。据他揣测，宋朝君臣这两日着重忙于议和，城防状态必然疏松。加上官员迁贬频繁，亦会造成军政管理上的混乱。纵使李纲复职，意欲重整旗鼓，一时也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这里面便大有空隙可钻。如能趁此机会搞个突然袭击，将汴京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