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酒馆的。我们一家人就住在店里。不过，这房子非常老旧，白天多半关着门。因为白天父亲得下田，母亲又一直围着锅台转，所以酒客总在你快睡觉的时候才来，临到圣诞或别的节日，更是要到半夜才出现。我从没见母亲离开过厨房半步，也从没在白天见过一个顾客，就是晚上，也只有稀稀拉拉两三个人。可话又说回来，有时我已经上床，说不定夜深以后，店里又是另一番景象。我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他身体很强壮，平时话很少，只有到了星期六，才会跟客人聊聊巴涅尔[2]，还说爱尔兰是个奇怪的国家。母亲的样子我倒记得挺清楚：红通通的脸，一副苦相，因为她总在弯腰烧火。母亲煮了一辈子的茶，一边煮茶，一边哼哼老歌，以此消磨时间。我跟母亲很亲，跟父亲却像陌生人似的，聊不上几句。记得那时我晚上在厨房学习，隔着薄薄的门板，常听他坐在油灯下，对着牧羊犬米克唠叨，一说就好几个钟头。所以，我听到的总是嗡嗡的说话声，而不是清楚的一字一句。父亲了解各种狗的习性，把狗当人看待。母亲养过猫，可那猫成天野在外面，影子都见不着，而母亲却根本不在乎。就这样，一家人虽然有些疏离，倒也各得其乐。

然后，有一年圣诞，快年底的时候，父母亲先后去世了。父亲走了以后，米克无精打采，整天闷闷不乐，牧羊的活也没心思干了。来年，它也走了。我那会儿还小，不懂事，不明白这些人怎么都离开了我，招呼都不打。母亲是最先走的。记得有个大胖子，红脸膛，黑西装，他跟父亲说，他知道母亲去了哪儿，“泪之谷”[3]里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可是，他也没说究竟去了哪儿。我心想这事也不好明说，况且，也许她星期三就回来了，所以也就没再往下问。后来，父亲也走了，我想他一定是驾车去接母亲了，可左等右等也没把他们盼回来。我很伤心，很失望。穿黑西装那人又来了。他在我家住了两晚，一直翻着书，在卧室里不停地洗手。另外还有两个男的，一高一矮，矮的白净脸，高的黑脸膛，裹着绑腿。两人的口袋里都塞满了硬币，每次我问这问那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一便士。我至今还记得那裹绑腿的高个子对矮个子说：

“这可怜倒霉的小杂种。”

我那时还听不懂这句话，以为他们在说另一个穿黑衣服的家伙，那人始终没离开过卧室的洗脸台。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天后，我也被马车带走了，被送进一所外地的学校。这是个寄宿学校，有新生，有老生，可我谁也不认识。很快，我就知道这是所好学校，学费很贵，但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