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钱都没付，因为我身无分文。这件事，还有很多别的事，我都是后来才明白的。

我的学校生活很平淡，就一件事值得说道。正是在这里，我初次接触到了德塞尔比。有一天，我在自然老师的办公室，随手拿起本很破的旧书，往兜里一塞，心想隔天早上可以躺床上随便翻翻，因为当时我刚获得了赖床的特权。那年我大概十六岁，那一天是三月七号。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比我自己的生日记得还清楚。那本书叫《金色时光》，初版，缺了最后两页。等我十九岁快毕业的时候，终于明白这书有多么珍贵。我知道借而不还等于偷，可还是心安理得把书塞进了包里。而且，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还会这么做。在我讲故事以前，请您千万记住，我第一次犯罪就是为了德塞尔比。而我后来犯下滔天大罪，同样也是为了他。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人海茫茫，究竟哪里才是我的归处。现在亲人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叫迪夫尼的人守着家里的几亩田，等着我回去。那块田没有迪夫尼的份，他只是每周从很远的城里的律师事务所领到一张支票。我从没见过那些律师，也没见过迪夫尼，只知道他们都在帮我忙，父亲过世前已经付过他们现金，安排好这一切。小时候，我觉得父亲这么做真是慷慨，因为他跟我其实并不亲。

离校以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在外面游荡了几个月，长了见识，知道一套德塞尔比全集要多少钱，评论他的那些书里面有些次要的是否可以借阅。就在游历的过程中，有天晚上，我遭遇了一场意外。我把左腿弄断了（或者说，我的左腿断了），留下六处伤口。等伤口愈合，又能走路了，我就把左腿换成了木腿。我知道自己兜里没几个钱，家里也只剩下几亩薄田，将来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可那时我已认定，就算别无选择，种田也不会成为我一生的事业。我知道，要想流芳百世，就一定得和德塞尔比扯上关系。

有一天傍晚，我两手拎着行李回到老家，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年我二十岁；正是怡人的夏日傍晚，酒馆的门开着。约翰·迪夫尼站在柜台后，手握餐叉，靠在低档黑啤的搁板上，优雅地抱着胳膊，正低头读着摊在柜台上的报纸。他那一头棕发，梳得很整齐，像块抹了黄油的面包。因为常干农活，所以肩膀特别宽，胳膊有碗口那么粗。长相很文静，两眼跟牛似的，棕褐色，深沉，若有所思。他知道有人进门，可还是继续看报纸，与此同时，随意伸出左手，抓了块抹布，开始慢慢擦拭柜台。他眼睛盯着报纸，双手交叠，就像在奋力拉着六角手风琴，一边问道：

“帆船杯？”

所谓帆船杯，是指一品脱的科尔雷恩[4]大酒杯。那是全世界最低档的黑啤。我说我要一份晚餐，然后提了下我的名字和来历。说完，我们便关上店门，走进厨房，边吃边聊，喝威士忌，在那儿差不多待了个通宵。

第二天是星期四。约翰·迪夫尼说他的活都干完了，他准备星期六回老家。可这完全是说谎，因为地里乱七八糟的，一年里多半的农活都还没开始。可到了星期六，他却说还有些事没办完，礼拜天又不能干活，所以星期二晚上才能把这地方转交给我。星期一，有头猪病了，他得照顾，这又耽误了一天。总之，一到周末，他反而比平时还忙。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他手头的农活似乎一点都没减少。我倒是没那么在意，因为就算他干活吊儿郎当，最起码还能给我做伴，更何况他从没开口要过工钱。我自己很少干活，整天就顾着整理材料，然后把德塞尔比的文章仔细地一读再读。

一年的工夫还不到，我发现迪夫尼就开始跟我称兄道弟了。他说我家的田还有开发的潜力，得再雇个帮手。我当然不同意，所以明确跟他说，就这么一小块田，两个人足够了，再说，我们已经穷成这样，哪还有闲钱。打那以后，我跟他说这家产全是我的，他就再也听不进去。我开始告诉自己，就算家产全归了我，但我这个人却归了他。

就这样，四年过去了，两人倒也过得挺好，良田美宅，应有尽有，可就是攒不下钱。我把工夫几乎全花在了研究上，用自己的一点积蓄，买了两位评论大家哈奇乔和巴西特的全集，又购置了一套德塞尔比的手抄影印本。此外，我还认真学起了法文和德文，为的是能读懂用这两种语言写的评论文章。至于迪夫尼，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酒馆招待客人，跟他们高谈阔论。有一回，我问他酒馆情况如何，他说每天都在亏钱。这就让人搞不懂了，我隔着薄门板，明明听见有不少顾客，而且，他买回一套又一套新衣服，还有漂亮的领带夹。可我并没多说什么。这样倒也清净，因为我的工作比我个人更重要。

初冬的某一天，迪夫尼跟我说：

“我不能再往里贴钱了。顾客说这黑啤不好。这是事实，我只偶尔陪他们喝点儿，都把身体给喝坏了。我想请两天假，出去走走，看还有没有好一点的黑啤。”

第二天一早，他骑上自行车消失了。三天后，他又带着满脸的倦容，风尘仆仆地回到家。迪夫尼告诉我，他全安排好了，周五会有四桶好酒运到。果然，那天货物准时到达。当天晚上，尝鲜的顾客还真不少。这黑啤是南方产的，名叫“饮君子”。你只要喝个三四品脱，保证爱不释手。顾客对这酒评价很高，才几杯下肚就又唱又跳，有时干脆躺在